《實在的社會建構》第一章摘要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Summary of Chap. 1

第一章 日常生活中的知識基礎

第一節 日常生活的實在


p.19
我們的任務就是要……了解形塑社會學實證科學主題的實在，也就是日常生活的世界。

p.20

在進行我們的主要工作之前，我們必須嘗試釐清日常生活知識的基礎，即主觀過程（以及意義）的客觀化──互為主體的常識世界就是藉此建立的。

我們認為最適合用來釐清日常生活知識基礎的方法，就是現象學分析；這是一種純粹描述性的方法，而且就我們對實證科學本質的理解，現象學分析本身是「實證的」而不是「科學的」。

現象學對日常生活的分析，應該說是對日常生活之主觀經驗的分析……。

常識包括了無數對日常實在的前科學式、或是擬似科學式的詮釋，這些詮釋都將日常實在視為理所當然。如果我們要描述常識實在，就要談論這些詮釋。

Pp20-1
意識總是意向性的；……這裡我們有興趣的是所有意識所共有的的意向性特徵。

p.21
在意識當中，不同的對象呈現為不同實在領域的組成要素。……於是，意識能夠在不同的實在領域之間流轉。[e.g.從夢境中醒來進入白天的生活；這可以是一種shock]

在各種實在當中，有一種實在呈現為最卓越的實在。這就是日常生活的實在。
意識的張力在日常生活中最為高張，也就是說，日常生活以最巨大、緊迫、密集的方式加諸意識之上。……日常生活對我來說是正常的、不證自明的，也就是說，它構成了我的自然態度。

Pp21-2
日常生活的實在似乎早就客觀化在那裡了；也就是說，在我出現之前，日常生活的實在就已經由各種對象的秩序所建構起來，其中對象也早就被指定成為對象了。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語言不斷提供我必要的客觀化，也為我安置好了秩序；在這樣的秩序當中上述的客觀化能夠言之成理，而日常生活對我而言也有了意義。

p.22
我是以不同程度的遠近來經驗日常生活的；這裡的遠近既是空間上的，也是時間上的。

p.23
[交互主體性的世界；「常識」的定義]
日常生活的實在進一步在我眼中呈現為交互主體性的世界(intersubjective world)，我與其他人分享著這個世界。此一交互主體性的世界明確地將日常生活從其他我所意識到的實在分化出來。……我知道日常生活的世界對他人而言就像對我一樣實在。……當然我也知道，其他人對這個共享世界的觀點和我不盡相同。……最重要的是，我知道就這個世界而言，我的意義與別人的意義有著持續進行的對應關係。……常識知識，就是我在日常生活正常的、不證自明的例行事務當中，與他人所共享的知識。

p.24
[日常生活中例行與問題的部份]
日常生活被切割成不同的部份，其中有些部份是我例行地加以理解的，其他部分則對我造成了各種類型的問題。

然而日常生活實在當中不成問題(unproblematic)的部分，也只是在沒有狀況發生的情形之下是不成問題的；也就是說，只有在沒有問題出現而使其連續性中止的情形底下，這些部分才是不成問題的。當這樣的情形發生時，日常生活的實在會試圖將有問題的部分整合進已經不成問題的部份。常識知識就包括了各種指示，好讓人們能夠做到這一點。

另一方面，我可能會發現……某些超出我的經驗，卻還是在我的常識知識可處理範圍之內的問題。儘管我的常識知識還是會去處理它，不過此時是將它當作問題來看待，而不僅僅是將它整合進日常生活中不成問題的部份。

[還有一種可能是超出常識經驗的問題]

[日常生活實在之外的實在]
與日常生活實在相較之下，還有其他的實在，這樣的實在是作為有限範圍的意義(finite provinces of meaning)而出現的；它們是主要實在[按：即日常生活實在]裡頭的飛地，並且是由有界限的意義與經驗模式所標示出來的。

[日常生活實在與其它實在之間的轉換；pp25-6這段討論很有趣]
美學經驗和宗教經驗常常生產出這樣的轉換，因為藝術和宗教都是有限範圍意義的局部生產者。

所有有限範圍意義的特性，在於它們偏離了日常生活實在的關注。……在意識張力中發生了基進的改變。……然而必須強調一點：即便在這樣的「躍升」發生時，日常生活的實在仍然保有其主要地位。……語言確保了這一點。[雖與論旨無關，但本段最後一句值得思索]

[日常生活的時間結構]（空間較不重要）

[p.27第二段心有戚戚]

p.27
[日常生活的]時間結構是強制性的。

p.28
日常生活的時間結構不僅在任何一天的「日常事項」(agenda)上加諸了預先安排好的序列，同時也將這樣的序列加諸我整個人生。……只有在這樣的時間結構裡，對我而言日常生活才能夠保有重心(accent)。


第二節 日常生活中的社會互動

[經驗他人的幾個模式]

[1. 面對面]

p.29
對於他人的主體性，我能夠獲取最多的徵兆。……只有在這種模式中他人的主體性明顯地「親近」。所有其他與他人產生聯繫的模式，都是程度不一地「遙遠」。

[第二段前三行重複前段；第七行開始談反身性。認識自己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將自己問題化（反身性），一種是在與他人的互動中認識自我（這就是鏡像自我？）。]

p.30
[第二段前兩句。這段講面對面互動的變化多端、難以用固定模式限定。仁: 可泛推至任何「親近」的關係。可以解釋為何親密關係如此難以預料。]

[第三段指出，人們仍需倚賴類型基模(typificatory schemes)來經驗他人。第七行與前節關於問題實在的討論呼應。仁: 類型基模屬於常識知識。]

p.31
[第二段第六到九行: 互動的雙重典型性：典型的類型基模與典型的協調過程]

[第三段前兩句。本段談的是類型基模的匿名性問題。距離越近（最近的當然是面對面互動），越不匿名，類型基模也越站不住腳]

p.32
因此，他人經驗的一個重要面向在於他人經驗的直接性或間接性。

[第三段講他人經驗的各種進一步分類之可能]

p.33
[決定日常生活中他人經驗匿名性的其他原因]
[對彼此]感興趣的程度以及親密程度可能共同增加或減少經驗的匿名性。它們也可能個別對其產生影響。

p.33
[「社會結構」的定義]
如此，我們將日常生活的社會實在理解為類型的連續體，當這些類型遠離面對面情境的「當下」(“here and now”)，就會變得逐漸匿名。……社會結構是這些類型的加總，同時也是透過這些類型所建立起來的、一再重複的互動模式的加總。社會結構本身就是日常生活實在的根本要素。

Pp33-4
[作者無法處理卻必須指出的：我與前人、後人的「互動」──這是透過高度匿名化的類型進行的；幾乎不可能個人化，除了後人對前人可能有一些不盡可靠的資訊外]
然而，這類類型的匿名性並不妨礙它們作為一種元素而進入日常生活的實在，有時候它們甚至是關鍵的元素。


第三節 日常生活的語言與知識

p.34
[第一段前七行]
人類的表達性可以被客觀化(objectivation)，也就是說，人類表達性在人類活動的產物當中彰顯自身；而作為共同世界(common world)的元素，生產者本身和其他人都可以利用這樣的產物。這樣的客觀化可以作為生產者主觀過程的表露(index)──其持續的程度不等──，使它們的可利用性得以超越面對面的直接理解情境。

p.35
日常生活的實在不僅僅是充滿了[人類表達性的]客觀化；日常生活實在是透過客觀化才成為可能的。

客觀化的一個特殊的、但卻具有關鍵重要性的例子，就是符號化(signification)，也就是符號(signs)的人為生產。符號可以說是與其他客觀化有所區別，因為符號的明確目的(explicit intention)就在於表露主觀意義。

p.36
符號聚集在諸多系統當中。……符號和符號系統都屬於某種客觀化，因為它們都超越了「當下」的主觀意向表達而成為客觀可得的。

Pp36-37
[語言]
語言──在此可以界定為一套聲音符號系統──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符號系統。……日常生活的共同客觀化(common objectivations)主要是由語言符號化來加以維繫的。……因此，理解語言就成了任何一種對日常生活的實在進行理解的基礎。

p.37
語言得以成為堆積如山的意義和經驗的客觀貯藏庫；語言可以將意義和經驗在時間流逝中保存下來，並傳遞給後人。

p.38
語言使得我的主觀性，不僅對我的談話夥伴而言、乃至對我而言，都更加地「實在」(real)。語言的這種將我的主觀性具體化、穩定化的能力，在語言由面對面互動分離出來之後仍然得以保存（儘管有所修正）。

Pp38-9
[pp38-9這一大段：語言作為主客觀的媒介]

語言最主要指涉的是我在清醒意識下所經驗的實在，而這樣的實在是由實作動機（也就是那些直接從屬於現在或未來行動的意義叢集）所主宰的。

作為符號系統，語言具有客觀的性質。
語言提供我一種既成(ready-made)的可能性，讓我可以持續地將我尚未表明的經驗加以客觀化。換句話說，語言可以靈活地擴展自身，好讓我得以客觀化我人生歷程中各式各樣的經驗。語言也會對經驗進行類型化……。

透過這樣的方式，我的人生經驗就不斷地被納入普遍的意義秩序當中，而這樣的普遍意義秩序在客觀上和在主觀上都是實在的。

Pp39-40
由於語言具有超越「當下」的能力，語言就能夠會通日常生活實在之中的不同區域，並將它們整合成一個有意義的整體。

透過[空間的、時間的、社會的等等不同面向的]這樣的超越，語言就能夠使各種在空間的、時間的、社會的「當下」不在場(absent)的對象「現身」(“making present”)。……當然，在日常生活實在的持續過程中，所有這些「現身」(“presences”)都可能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p.40
[此段再談語言如何跨越日常生活實在與有限意義範圍的實在，為下面「象徵」的定義進行鋪陳]
此外，語言還能夠超越整體的日常生活實在。語言可以指涉屬於有限意義範圍的經驗[例如夢境]，也可以跨越不連續的實在領域。比方說，我可以藉由使用語言將夢境的「意義」整合至日常生活的秩序，來對其進行詮釋。這樣的整合將夢境的不連續實在轉換至日常生活實在，再後者當中創造出一塊飛地。……就某種意義而言，由這種轉換所生產出來的飛地，同時從屬於實在的兩個領域[日常生活實在與有限意義範圍的實在]。這些飛地「座落」於其中一個實在，卻「指涉」另一個實在。

[「象徵」和「象徵語言」的定義]
如此，我們可以將任何跨越了實在領域的意義表達主題(significative theme)定義為象徵(symbol)，並將用以完成這種超越的語言模式稱為象徵語言(symbolic language)。
[語言作為日常/非日常實在＆主/客觀的中介]
語言不僅能夠建構出高度抽象於日常經驗之外的象徵，同時也能夠將這些象徵「帶回」日常生活，將它們呈現為日常生活中客觀實在的元素。這樣一來，象徵使用(symbolism)和象徵語言就成了日常生活實在的基礎組成要素，同時也成了對此一實在的常識理解之基礎組成要素。我每天都生活在符號與象徵的世界之中。

p.41
[社會知識庫]
語言構築起由語言所限定的語義場域或區域。[例如使用tu的情境，或是職場用語]……在這樣構築起來的語義場域中，個人生命經驗和歷史經驗都有可能被客觀化、保存、累積下來。……這樣的累積就構成了社會知識庫(social stock of knowledge)，可以世代傳習、並提供個人在日常生活中加以運用。……因此，我在日常生活中與他人的互動，就不斷受到我們所共享的、足資運用的社會知識庫之影響。

Pp41-2
[社會知識庫與社會位置]
參與社會知識庫的使用，容許個人在社會當中佔有「位置」(“location”)，並且使個人知道應該如何以適當的方式「自處」(“handling”)。

p.42
[方法知識(recipe knowledge)；定義見p.42首句]
社會知識庫中大部分的內容，是由為了嫻熟處理例行問題的方法所組成的。

p.43
[???]
社會知識庫依據熟悉的程度來分化實在。……社會知識庫進一步也提供我處理日常生活中主要例行事務所需的類型基模(typificatory schemes)，不只是前面討論過的他人類型，同時還有各種事件和經驗的類型，不管是社會的或自然的。……藉由將自身以一種整合整體(integrated whole)的形式呈現給我，社會知識庫也為我提供了將我自己的知識當中各種不連續的元素整合起來的工具。

p.44
[知識的有效性]
我將自己關於日常生活知識的有效性視為理所當然，而別人對於我所具備的這些知識也視為理所當然；除非有新的狀況產生，也就是某個問題出現，而我的這些知識無法處理該問題。

Pp44-5
[可見的實在作為更廣大不可見實在的一部分]
日常生活實在總是作為某種明晰的區域而出現，然而在這塊區域的背後是一片黑暗的背景。[在超越日常生活的實在當中這樣的性質更加明顯]

p.45
我關於日常生活的知識是依據不同的關聯性(relevances)而結構起來的。
我的日常生活知識之中的一個重要元素，是對他人的關聯結構(relevance structure)的知識。
既成的、關於日常生活的基本關聯結構，是由社會知識庫提供給我的。
最後，社會知識庫整體具有其自身的關聯結構。

p.46
[知識的社會傳播(distribution)]
知識的社會傳播從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出發，即我不知道我的同伴們所知道的所有事情，同樣地他們也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所有事情；而推到最後，就是那些極度複雜、且僅限於某部分人才能理解的專門知識。關於社會中可資運用的知識庫是如何傳播的知識──至少有個大概的認識──，也是這個知識庫的重要元素。

《實在的社會建構》導論摘要

Berger, Peter L & Thomas Luckmann
1990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 Anchor Bk.s

p.1
[Def. of “Reality” & “Knowledge” 「實在」與「知識」的定義]
「實在」是從屬於某一現象的特質，我們認定這樣的現象是獨立於我們本身意志之外的存在（我們不能叫它消失不見）。

「知識」是對於現象是實在的確知(the certainty that phenomena are real)，同時也是對於現象具有特定特性的確知。

p.2
社會學對「實在」與「知識」的理解介於路人和哲學家兩者之間。[路人將一切視為理所當然，哲學家則逕行討論存有論及知識論問題]

p.3
[文化/社會脈絡的問題]
社會學家能夠且必須做的，是要去探究「自由」的概念是如何在某個社會中被當作理所當然，而在另一個社會則否；要去探究在這個社會當中，自由這個概念的「實在」是如何維持的；更有趣的是，要去探究這樣的「實在」是如何可能再一次地被某個個人或整個群體所放棄。

[知識作為一種實在]
「知識社會學」必須處理的不僅僅是人類社會當中各種「知識」在實證上的多樣性，同時也要處理任何「知識」實體(any body of “knowledge”)是如何被社會確立成為「實在」的 (as “reality”)。

……不管這樣的「知識」在根本上而言是有效或無效的（無論以什麼樣的判準來進行區辨）。

換句話說，我們主張知識社會學所關注的，是要對實在的社會建構進行分析。

這種對知識社會學此一獨特領域的理解，與這門學科在大約四十年前創始時一般所公認的意義有所不同。

p.4
[「知識社會學」的創生]
1920年代，德國，哲學家Max Scheler

[舊知識社會學定義]
過去人們普遍同意，知識社會學大致上關注的是人類思想和其生成的社會脈絡兩者之間的關係。因此可以說知識社會學構成了對一個更普遍問題的社會學關注，即思想本身的存在決定(existential determination, Seinsgebundenheit)問題。

p.5
[相對性暈眩 (the vertigo of relativity)]
知識社會學著手處理的是原先由[十九世紀德國]歷史學門所提出的[相對性暈眩]問題──當然關注的層面較窄一些，但其研究旨趣基本上是同樣的問題。

知識社會學在思想上的直接前身，是十九世紀德國思想的三種發展：馬克思思想、尼采思想、以及歷史相對主義(historicism)。

pp5-6
[Marx的幾個關鍵命題/概念]
社會存在決定人的意識
「意識形態」（觀念被拿來當作社會利益的武器）
「虛假意識」（與思想者的實際社會存在異化了的思想）

p.6
[知識社會學中關於馬克思思想的關鍵討論：上層建築與下層建築的關係（這種關注始於謝勒）]
馬克思的關注在於，人類思想是以人類活動（即「勞動」，如果從勞動一詞最寬泛的意義來理解的話）為基礎的，同時也是以人類活動所帶來的社會關係為基礎的。[然而並不是列寧所認為的那種反映式的關係]

p.7
[尼采思想]
尼采的反觀念論立場……將人類思想看作是生存與權力鬥爭的工具。在他對欺騙(deception)、自欺(self-deception)的社會意義分析，以及他對幻覺(illusion)作為生命必要條件的分析中，尼采發展出自己的一套「虛假意識」理論。作為某些人類思想的生成因素，尼采的「怨恨」(resentment)概念，被謝勒直接沿用下來。不過，在最普遍的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知識社會學代表了尼采適當地稱為「誤信的藝術」(the art of mistrust)的特定應用。

[歷史相對主義；注重歷史的面向，也是知識社會學之所以在美國社會學界邊緣化的原因]
歷史相對主義，特別是狄爾泰的作品所表述的，是知識社會學的直接前身。這裡最重要的主題是下述的壓倒性概念：所有對人類事件的觀點之相對性，也就是人類思想無可避免的歷史性。

謝勒的溫和知識社會學構想
p.8
[謝勒的知識社會學是為了一種能夠超越相對性的哲學而做的準備]
謝勒的知識社會學基本上是一種負面的方法。
「實質因素」(real factor)[nature, Sosein]規範了某些「理念因素」(ideal factor)[presence, Dasein]得以在歷史中出現的條件，然而前者是無法影響後者的內容的。

謝勒強調，在社會當中，人類知識是先驗地加諸個人經驗的，並且為其提供了意義的秩序。這樣的秩序，儘管是相對於特定的社會歷史情境的，但它為個人來說呈現了觀看世界的自然方式。謝勒稱此為社會的「相對自然世界觀」(relative-nature world view)，這個概念仍然可以視為知識社會學的中心概念。

曼海姆的激進知識社會學
p.9
[第二段 曼海姆比謝勒更有影響力的原因（除了前段提及的英文翻譯較多、哲學性較低，因而更為英語學界熟悉、在英語學界更具代表性之外）：與馬克思主義對話較多、曼海姆不僅談表面也談內容、因此成為了正面的方法（相較於謝勒的負面方法）]

[第三段 曼海姆的重要概念：不同類型的意識形態]
沒有一種人類思想（除了前述的例外）可以免於其社會脈絡的意識形態化影響(ideologizing influences)。

p.10
[曼海姆] 創造了「關係主義」(“relationism”)一詞（相對於「相對主義」<“relativism”>）以說明其知識社會學的認識論觀點──這並不是對社會－歷史相對性的妥協，而是對於「知識永遠是從某個位置(position)獲取的知識」這一點的嚴肅認可。[藉助狄爾泰和歷史相對主義的思想工具來解決馬克思主義的問題]

儘管如此，曼海姆相信，就算無法完全弭平意識形態化的影響力，也可以藉由對儘可能多樣的不同社會基礎之位置進行系統的分析，來對其加以緩解。換句話說，知識的對象可以藉由這類不同觀點的累積，而逐漸變得更為清晰。這將會是知識社會學的任務，同時這一點對於任何針對人類活動進行正確理解的嘗試來說，也會是重要的幫助。

Socialy unattached intelligentsia──相對不受限於階級利益
「烏托邦」(“utopian”)思想（和意識形態一樣）製造了社會實在的扭曲意象(distorted image)，但卻（與意識形態不同）具有將實在轉化成為其意象的動力。[豈不也是社會煉金術了]

p.11
Robert Merton
[企圖整合知識社會學與結構功能論，著重曼海姆、涂爾幹學派以及Sorokin, 卻忽略某些美國社會心理學的重要發展，儘管他在其他地方對此有所論及]

Talcott Parsons
[Parsons, Merton 及其批評者如C Wright Mills都沒有超出曼海姆談知識社會學的範圍]

p.12
Theodor Geiger
意識形態分析的新實證(neo-positivist)取徑

Werner Stark
知識社會學的任務不在於揭穿或是披露社會生產出來的扭曲，而在於對知識的社會條件本身進行系統的分析。

p.13
小結前文，總起下文
以往知識社會學的興趣，在理論層次上著重認識論問題，在實證層次上則[exclusively, 僅僅]著重思想史問題。[這是兩位作者覺得可惜之處，因而想重新彰顯完整的知識社會學理論重要性]

p.14
我們的研究是社會學理論的研究，而非社會學方法論的研究。[除了第一章之外，基本上排除了認識論與方法論問題]

[在實證層次上]我們認為……「觀念」的問題，包括與意識形態相關的特定問題，只是知識社會學更廣泛問題的一部份，同時也不是最核心的部份。

Pp14-5

知識社會學必須關注的是社會中所有被認為是「知識」的事物。

p.15
理論思想、[觀念史意義的]「觀念」、[康德意義的]世界觀(Weltanschauungen)在社會當中並不是那麼重要。儘管每個社會都包括這些現象，但它們只是全部那些可以稱為「知識」的事物其中的一部份。……然而，社會中的每個人都以某種方式參與於社會的「知識」之中。換句話說，只有一部份人關心對世界進行理論的詮釋，但是所有人都生活在某種世界之中。

對實在進行理論的構思，不管是科學的、哲學的、或者方法論上的構思，都無法代表所有對社會成員而言屬於「實在」的事物。也因為如此，知識社會學必須首先關注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在非理論的或是前理論的生活中，「認為」(“know”)是「實在」(reality)的事物。換句話說，知識社會學的核心關注在於常識「知識」，而非[觀念史意義的]「觀念」。

p.15 最後一段小結

p.16
[舒茲出場，作為新知識社會學的理論基礎；本頁第一段引文可以看看，其中舒茲定義了知識社會學的合法主題（儘管作者在本頁最末段有所保留，主要是針對舒茲將「social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作為知識社會學主題的強調）]

p.17
[交待作者對諸多前人思想的「挪用」，包括：
馬克思早期思想
人類學
涂爾幹on社會實在的本質
只是加入馬克思的辯證思維以及韋伯的主觀意義
米德社會心理學 談社會實在的內化
符號互動論]

p.18
[知識社會學與社會學理論的關係：重新定義的知識社會學從社會學理論的邊陲往中心邁進，同時也是作者對社會學理論的理解讓他們著手研究知識社會學]

[最後一段重要；作者的研究取徑參考了兩個社會學理論的重要傳統：涂爾幹跟韋伯]

其中一項影響來自涂爾幹的《社會學方法的規則》，另一項來自韋伯的《經濟與社會》。涂爾幹告訴我們：「最首要、也是最根本的規則是：要把社會事實當作東西(things)來看待。」而韋伯則觀察到：「就社會學當前的意義來看，以及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認知的對象都是行動的主觀意義複合體(subjective meaning-complex of action)。」這兩項陳述並不互相矛盾。社會的確具有客觀的事實性。社會也的確是由傳達著主觀意義的活動所構築起來的。而且，順帶一提，涂爾幹和韋伯對這兩者都有所認知。正是社會的這種雙重特性──客觀事實性以及主觀意義──，成就了涂爾幹的另一個關鍵概念，即社會的「自成一類的實在」(reality sui generis)。從而，我們可以說社會學的核心問題就在於：主觀意義是如何成為(become)客觀事實性的？或者用一種與前述理論立場相符的用語來說：人類活動(human activity, Handeln)是如何製造出事物的世界(world of things )？換句話說，要適當地理解社會的「自成一類的實在」，就要探討此一實在是以什麼樣的方式建構起來的。我們認為，這樣的探問，就是知識社會學的任務。

《學術人》第一章 摘要 (摘譯前兩節)

Bourdieu, Pierre
1988 (1984) Homo Academicus. Trans. by Peter Collier. Cambridge : Polity Press ;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第一章 「焚書」？[1]


(Openning)

p.1

史家並不願意書寫關於史家的歷史。他們樂於浸淫在浩瀚的史料細節當中。但他們本身並不願意成為浩瀚史料的一部份。他們並不願意成為歷史秩序的一部份。這就好像醫生不想要生病、死亡一樣。

夏爾．貝璣 《金錢續篇》


當我們決定要研究我們涉入其中(involved)的社會世界時，我們就不得不以一種戲劇化(dramatized)的形式來面對一些根本的方法論難題；這些問題全都和實作知識與學院知識的差異有關，特別是和以下的特殊困難相關：我們首先得要與內部經驗決裂(breaking)，接著還得重新建構透過這種決裂所獲得的知識。

Pp1-2
一般說來，修辭策略的目的是為了要「釐清事情」；然而，它們用的方法卻是說服讀者運用自己的經驗來幫助理解，也就是說，要讀者在閱讀當中夾雜混入自己主觀的資訊，而這就無可避免地會將科學建構化約成常識領域的理解，也可以說修辭策略煞費苦心地曲解了科學建構。

同樣地，我們只需要使用適當的名稱…就能夠加強讀者錯將建構個體(constructed individuals)化約為具體個體的傾向，但其實前者只存在於理論建構的空間當中…

3
因此，社會學知識總是容易被自我中心式的閱讀拉回到膚淺的認知上；這種閱讀只注重趣聞軼事和個人瑣事，而且如果我們不用合乎格式的語言加以制止的話，這種閱讀會使用那些在學術語言和尋常語言(scholarly and ordinary language)裡都找得到的尋常意義字眼來化約社會學知識。

建構個體（無論是個人或者機構）只存在於科學研究所精心組建的關係網絡當中，經驗個體(empirical individuals)則只需依賴尋常直覺就能夠直接加以理解。

Pp3-4
此外，那些時常穿梭於學術知識與尋常知識中間地帶的人──評論家、記者、學究式的記者，或記者式的學究──他們會混淆、拒斥或消弭科學分析與半調子客觀分析間的界線，並且將實際上涉及整個場域結構的效果歸因於單一個人或是遊說團體，藉此來獲取巨大的利益。……例如高等研究學院和新觀察家雜誌(Nouvel Observateur)的成員。

[談本章題名]
p.5
大家都知道，沒有一個團體喜歡「廖伯仔」（告密者）(‘informer’)，尤其這些罪人或叛徒竟然還宣稱自己分享了團體的最高價值。當人們針對異己或是敵對團體進行客觀分析時，其他人可以毫不猶豫地稱讚這些作品的「勇氣」和「洞見」；然而，如果有人試圖要分析自己所屬的團體時，人們就會轉而質疑其作品是否真的能提供獨到的見解。

有鑑於此，我們將這一章題名為「焚書」，這是中國異端思想家李贄眾多自我毀滅的著作其中一篇的書名，該書揭露了中國人的遊戲規則。我們這麼做的原因，……旨在說明洩露小團體秘密這件事情本身所蘊含的衝突矛盾。

當社會學家的研究運用在那些試圖對他人進行客觀分析、卻又不願意成為客觀分析對象的人們身上時，這樣的研究就為我們提供了通往自由的可能性。


建構工作及其效果

p.6
正是我們的研究操作，要求我們將尋常經驗所隱涵的判準(criteria)，明確並形式化地(formalize)表達出來，因此使我們有可能 [possible; which also means not necessarily]對這些判準的前提進行邏輯上的審核。

p.7
客觀化的科學工作，其最重要的長處，就在於能夠讓我們對客觀化本身進行客觀分析。

[談學術編碼]
p.8
學者所建構出來的編碼，通常只是從尋常認知的實作和隱含圖式中，複製了社會大眾能夠識別的編碼方式；例如學校的文憑，或是國家統計經濟研究所(INSEE)統計調查中的社會職業類別。

p.9
對象建構的工作決定了一組有限的相關特質，研究者假設這些特質是有效的變量，其變化程度與被觀察現象的變化程度相關；從而，對象建構的工作也定義了建構個體的母體(population)，其特徵在於擁有程度不等的上述相關特質。

p.10
學術編碼的效果，特別在於將不同特質所賦有的狀態加以同質化，而這樣的情況在實際生活中並沒有受到均等的客觀分析。

p.11
如同其他場域一樣，學術場域也是進行鬥爭的場所，人們藉由鬥爭來決定合法成員資格以及合法等級(hierarchy)的條件和判準，換句話說，決定哪些性質對於產生由場域保證的特定收益而言是恰當的、有效的，並且是可能以資本的形式來運作的。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有很多彼此競爭的分級原則，這些原則所判定的價值彼此之間無法對應，甚至互不相容，而原因在於這些原則關係著諸多互相衝突的利益。

p.12
和其他領域一樣，社會學經常會給我們一些半學術的分類法，號稱是「類型學」，把人們原本使用的稱呼（通常比較接近污名或辱罵，而非概念）與學術概念混雜一氣，而後者多少是在有根據的分析基礎上建構而成的。……這些類型學以混亂的方式結合了不同的對立原則，將種種異質的判準如年齡、與政治權力的關係或與科學的關係等等，全部混在一起。

[接下來作者舉的例子如A.W. Gouldner, B. Clark以及W. Gustad等人對知識份子的分類，批得毫不留情。]

很不幸地，這些類型學十分常見，並且完美地再現了社會學經常發生的狀況。如果說這些類型學使我們興味盎然，那是因為它們藉由將事物以披著學術外皮的語言重新轉譯，來引導人們（以及類型學的作者本身）相信這些類型學能夠使我們對於知識和實在有更進階的理解；然而歸根究底，我們能從這些類型學上瞭解到的，還不如一位稱職的內部資訊提供者(inside informer)的直接描述。

因此，社會科學要想擺脫一般常見的判準和分類，並且從自身既是目的也是手段的困境中脫身，就得要挑明地將這些判準、分類和困境當作是分析的對象，而非放任它們偷偷摸摸地滲入科學論述。……任何一種面對社會世界的立場(position)，都是站在社會世界中的一個特定位置(position)來自我組織、調整的；換言之，所謂的立場，就是站在一個延續著、並保護著與此位置相聯繫的權力之觀察位置。

p.14
從這樣的觀點來看，再清楚不過的是，所謂的前言、序論、序文或序言，它們經常使用在方法論觀點上不可或缺的方法論前提作為掩飾，來偽裝自己多少稱得上熟練的意圖：將內在於作者立場(position)或經歷(trajectory)的種種必然性(necessities)──特別是其研究限制──轉譯為科學的美德。


[出路, 或次佳解]

p.15
面對種種社會決定論的情況，研究者所擁有的、同時也回頭來影響著研究者本身的自由，與研究者在理論方法及技術方法上進行客觀分析的能力成正比；或者應該說，與研究者將客觀分析運用在自己身上的能力成正比。這種能力，指的是研究者是否能夠客觀化自己所身處的空間 [2]，進而對自己的立場進行客觀分析；這裡提到的空間不但定義了研究者本身的立場、研究者對此立場所抱持的原初觀點，同時也定義了與該研究者立場相對立的其他立場。……研究者的自由，也取決於他是否能夠針對他本身的經歷和立場所賦予他的習性(disposition)與研究旨趣進行客觀化，針對他本身的科學實作進行客觀化，以及針對他用以發展概念和提問、並且用來承載自己所有倫理上或政治上目的的種種研究預設進行客觀化；其中，研究者的這些目的，是與他在科學場域中的立場所伴隨的社會利益連繫在一起的。……這樣的工作，是我們能夠保持認識論上的警醒(epistemological vigilance)的主要武器。

p.16
研究者只有拒絕與他自身的社會利益掛鉤，才能獲得科學所帶來的益處；研究者特別要拒絕那種把科學或科學效果當作手段，以圖在科學場域裡獲得社會成就的傾向，……必須徹底打消把科學當作權力工具來使的想法，特別是在科學世界當中。

[接下來Bourdieu在pp16-17用一段文字批評Raymond Boudon; 有趣的是他也提到了Citation Index]

[研究目的]
p.17
我們的研究涵括了兩個密不可分的方面：一是要建立大學場域的結構，這個空間擁有數個面向，並且是在整套權力關係的基礎上建構起來的，而這套權力關係在競爭對抗的任何特定時刻都能夠發揮作用；另外，我們還要描述場域鬥爭的邏輯，這種鬥爭邏輯的原則是從場域結構所衍生出來的，其目的則在於重新定義權力等級(也就是重新定義判準)，以藉此維護或轉化場域的結構。

p.18
事實上，如同整體的社會場域一樣，大學場域也是分類鬥爭發生的場所；藉由設法維護或轉化不同判準與不同權力（這也是由權力關係所定義的）之間權力關係的狀態，大學場域助長了分類的創造，並使人們認為分類是可以從某個固定時間點的角度來加以理解的。然而，能動者(agents)對於分類的再現，以及能動者為了維持或顛覆分類所採取的策略之強度和方向，都取決於能動者在客觀分類當中的位置。

Pp17-18
研究者得要超越存在於客觀分類的客觀主義觀點以及主觀主義觀點──或更確切地說，觀點主義(perspectivist)觀點──之間的二分法。

因此，科學工作的目的，便在於針對下列對象建立起確切的知識：一方面是要了解不同位置之間的客觀關係(objective relations)，另一方面也要了解以位置佔有者的習性系統為中介所確立的必然關係(necessary relations)，即存在於位置(positions)以及這些位置所採繼、並與其位置對應的習性(dispositions)之間的必然關係；換句話說，要了解空間中的據點(point occupied)與它們在同一空間中所採取的觀點(viewpoint)之間的必然關係，因為觀點是實在的組成部分，同時也是該空間發展過程的組成部分。

p.19
毫無疑問地，沒有多少領域像學術場域[3]這樣，為自欺欺人的遊戲(self-deceit game)，以及經驗表象和社會場域、社會空間中真實位置之間的鴻溝，提供了這麼大的空間，甚至這麼多制度上的支持。……學術場域允許並鼓勵所有形式的自我分裂，使得對於客觀真實的模糊認知與其對立面得以共存，進而讓那些最缺乏象徵資本的理解方式能夠在兵荒馬亂當中倖存下來；在鬥爭當中，每個人都倚賴其他所有人──他們同時是他的競爭者和顧客、對手和評審──來裁定他所擁有的真理和價值，也就是他在象徵層面上的生命或死亡。

許多或多或少經過制度化的表象和實作，只能從集體防衛機制的角度來理解。


經驗個體與知識個體 (Empirical Individuals and Epistemic Individuals)

(待續)




[1] 英譯為“A ‘Book for Burning’”。Bourdieu在此引用的是明代思想家李贄的代表作《焚書》。根據中文版Wikipedia「李贄」條目的說明，《焚書》的題名意指該書「不容於世，早晚必將付之一炬」；李贄在序文中自陳該書「所言頗切近世學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則必欲殺之，言當焚而棄之……欲焚者，謂其逆人之耳也。」──譯註
[2] 此處「空間」一詞指稱的應是Bourdieu理論中「社會空間」(social space)的概念──或者說「場域」(field)──，而非一般認知的實體空間。在這樣的前提下，前後文中暫且將“position”一詞譯為「立場」；雖有未盡完善之處（就個人對文字的直覺感受，或是就字詞的日常用法來看，「立場」在一般的使用中較接近某種態度，而不如「位置」那樣具有空間感），但在中文的理解上還蠻有趣的。──譯註
[3] 「學術場域」為譯者加譯。──譯註

期刊or相關資料

社會理論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經濟思想史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其他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Society
European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社會理論的興起》〈導論〉(節譯四段)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 [1]


「就社會科學而言，知識的進展，取決於人們對知識本身的條件是否有更進一步的理解。」── Pierre Bourdieu


習慣上，人們將社會科學的出現看作是晚近的現象。一般認為社會科學是在十九世紀逐漸浮現的，並且一直要到二十世紀才算真正發展成形。這樣的假設，不論是對社會科學家或是一般人而言，甚至對相關領域的歷史學者而言，都是廣為接受的。[2] 這裡尚待釐清的，是社會科學形成的過程。人們普遍都承認，想要瞭解社會科學的源起，得要追溯到十九世紀之前的時期。然而，很少人真正做過這項工作；即便有，也是以散亂、沒有系統的方式進行的。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與書寫歷史(written history)的作用有關。

關於社會科學的歷史記述，與對於過往資訊的廣泛需求有著緊密的關聯。教育新進學生們認識所屬學科(discipline)的歷史，是專業養成的標準構成要素；對於所有的學科而言，對學科歷史有一定的基本理解，乃是研究者必備的知識素養。而要想重新建構過去，最常見的方式之一，就是在嚴格意義上的「歷史」，以及「前歷史」或「早期歷史」之間劃定分界。從這個角度來看，特定學科的歷史不但與過去相關，同時也直接關係到該學科當前的知識實作(practice)方式。過往的歷史例證，可以拿來當作支持或駁斥的手段，可以當作評價的標準，同時也可以用來滿足任何象徵性和代表性的功能。在這樣的意義上，歷史行動就像是一座寶庫，學科裡的所有人都能夠自由運用。包羅萬象的內容，可以成為專有名詞和概念、例證和反例證、以及象徵和崇拜的對象等等。因此，「歷史」可以說是學科特性中可辨識的組成部分。

然而，「前歷史」和「早期歷史」包括了範圍廣大、錯綜複雜的枝枝節節，這些枝節內容已不再能夠影響該學科的特性。歷史與前歷史或早期歷史的分界，其確切位置可能會變化，並且也會引發爭議；然而無論爭議的結果如何，人們不會認為早期歷史還存在著什麼重要的意義。早期歷史是人們可以名正言順地遺忘的歷史。漠視早期歷史並不是件可恥的事，而且不管人們對早期歷史有什麼理解，一般而言這都只是次要的議題。

就社會學而言，人們將歷史和早期歷史的分野劃定於十九世紀中期。偉大的人物以及十九世紀後半葉，是「古典」社會學的組成部分。一直到今天，人們仍然廣泛地研讀、評論、並且出版諸如馬克思、韋伯、涂爾幹，以及其他幾位社會學家的作品。他們擁有自己的追隨者和批評者，而且在社會學這一行的某些角落，總會有一些堅持捍衛他們作品，並提供各種不同詮釋的專家。但是，對於更早期的作者而言，情況就不是如此了；人們不再把這些早期作者視為適當的榜樣。他們也許偶爾會被稱作開拓者或先行者，甚至被稱為奠基者，但人們很少談論他們的作品，這些作品也很少被納入課程教學當中。人們只把閱讀這些作品當作茶餘飯後的休閒活動，或者只是為了滿足對歷史或文字的好奇心。這類忽視早期作品的情形相當普遍，也使得社會學界對於十九世紀中期以前社會理論的發展，並沒有一套標準的典型說法。關於十九世紀中期之後社會理論的發展，人們有著相當細緻的詮釋；而且大部分社會科學家對於「古典」之後的發展，都能夠婉娩道來，不成問題。然而，對於1850年之前的發展，只有極少數人有能力勾勒出大概的情況。即便在專業分殊化的文獻當中，對於社會科學的起源得要回溯至此時期一事，我們看到的也只不過是相當模糊的認知。[3] 社會科學是如何產生的？是出於何種原因產生的？這些仍然有待釐清。


學科時期和前學科時期

（待補）

社會科學的前學科歷史

（待補）

現代經濟理論的興起象徵著下一個階段。法國作家暨學者Antoine de Montchrestien的著作《政治經濟學論文》(Traité de l’œconomie politique [4]) 是最早使用「政治經濟學」一詞的作品之一。[5] [6] 管理財富不再是自主家庭的專利，而是被定義為公眾的事務；同時，關於財富管理的知識，成為了一種新興知識類型的研究對象，那就是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在法國，到十八世紀中期為止，這一類型的知識直接與國家功能和國家制度相連繫。和英國相比，此前在法國較少有以經濟問題為對象的出版品和辯論。這樣的情形到了1750年前後才有了轉變。以經濟為主題的作品在數量上出現了明顯的增長，同時也創辦了新的期刊，例如Journal économique (1751-72)。[7] 與此同時，「重商主義」思想開始受到排擠，取而代之的是這樣的觀念：經濟過程應當被定義為獨立於國家之外的「規律」(‘order’)。政治經濟學變得不那麼「政治」了，而更傾向「經濟」的一面。Cantillon和Quesnay的經濟模型是此一現象最早的例證之一。根據Quesnay和重農主義者的信條，擁有關於經濟過程「法則」(laws)的知識，是國家進行干預的前提要件。「經濟」是個「自然」的、有自我調節能力的系統，因此我們最好不要干涉其運作──這就是所謂的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國家的基本任務，不在於發佈法令來管制經濟，而是在於尊重這「自然規律」的法則。


[1] 作者Johan Heilbron；英譯者Sheila Gogol （原文為荷(德?)文） / 荷(德?)文版出版社Prometheus Amsterdam；英文版出版社Polity Press / 荷(德?)文版出版年份1990；英文版出版年份1995 ──譯註
[2] 原註1
[3] 原註2
[4] 英文本似誤植為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譯註
[5] 原註6
[6] 在形諸文字的作品當中，最早使用經濟學(œconomicus, Οἰκονομικός)一詞的，一般則認為是古希臘軍事家暨文史學家色諾芬(Xenophon, Ξενοφών，著有《經濟論》(Œconomicus)、《雅典的收入》等書)；東方經濟論述的先驅則有同時期的印度哲學家Chanakya、以及中國先秦時期的思想家等等。──譯註
[7] 原註7

知識份子與政治；《學術人》概述

266
知識分子社會學中的一個核心問題是識別出是什麼使得知識份子中的一些人在政治上傾向左派，而另外一些人則相反。

267
布爾迪厄(1985e)把許多知識份子支持被統治階級的意向，解釋為他們在權力場域中的被統治地位。布爾迪厄關於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之間關係的理論意味著：在文化資本上投資越多、兩種資本之間越不相稱，那麼這樣的知識份子個體就越可能反對現存秩序。

268
[布爾迪厄] 把知識份子與工人階級的聯盟看成是脆弱的，因為這種聯盟建立在結構上相似的階級統治地位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對階級壓迫的共同經驗，即habitus的相同基礎上。因此，知識分子關於與被剝奪公民權的群體之間的團結友愛的表白，反映了一種「結構性的不誠實」(Bourdieu, 1984c)。

270
知識分子錯誤的政治意識在於不加批判地把自己的場域利益等同於他們所代表的集體利益。
[學科內的學派之爭是否體現了Bourdieu的批評？]

270
布爾迪厄之所以認為階級地位的同質性產生知識份子與工人階級的聯盟的觀點是脆弱的，還因為：與資產階級的唯物主義對抗的知識份子的貴族審美主義習性，同樣也蔑視「大眾的」唯物主義(“popular” materialism)。

布爾迪厄進一步指出，文化生產者對抗現存秩序的傾向還源於他們想用文化市場替代經濟市場的控制，而不是出自尋求文化機會的真正平等的政治欲望。

271
在法國發生了這樣的現象：發揮著自我雇傭的手工藝匠或企業家作用的知識份子在數量上明顯減少，他們不斷地被大型官僚機構作為領薪水的受雇者加以吸納。……這種新型[受薪]生產者的知識規劃與風格不斷地受到市場與官僚機構的取捨標準所制約……而不是作為大學的相對自主性所提供的「與權威保持批判性距離」這一準則的衛護者而行動。……正是在權力場域中的這種搖擺不定的定位「強化了意識與政治實踐的模稜兩可，以及在『參與』與『退出』之間的猶豫不決」。


教授、政治與1968年5月 [《學術人》簡述 ]

272
《學術人》一書表明，權力場域內部的結構分化如何內在地使得法國學院知識份子產生分化，文化資本/經濟資本的對立如何折射到法國學術界內部。而且，布爾迪厄認為，這些知識分子的利益不只是以階級為基礎的，實際上最直接的、最具有決定意義的利益可能根本就不是階級利益，而是學術場域自身的利益。

273
「不是像通常所想的那樣，政治立場決定人們對於學術事務的態度，而是他們在學術場域中的位置決定他們在一般政治問題以及學術問題上採取的立場。」(Bourdieu, 1988b: xvii-xviii)

布爾迪厄表明，法國的高等教育機構、學院、學科以及教授都是沿著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的對立軸──這種對立正是權力場域的特徵──而進行分化的。……這種分析揭示了學院與統治階級之間的兩種不同的關係：服務於政治經濟權利的知識以及以知識自身為目的的知識。

在藝術與社會科學學院也存在相似的對立與分化。首先，存在一種學術權力(academic power)，這種權力指的是對於大學中的教學訓練、篩選以及提昇等機構化機制的控制程度。此外，還存在科學權力(scientific power)與知識名望(intellectual renown)：前者是在科學團體內部控制研究資源與威望的程度，後者指更大的受教育公眾對其出版物的承認程度。這樣，教授就依據其主要投資的文化市場而加以分化。

274
在每個學院的內部進行的鬥爭還使那些更加傾向於學術權力的積累的教授與那些更加傾向於知識或科學資本的積累的教授相互對立。……學術界的權力鬥爭使那些通過控制有價值的機構資源而擁有地位權力(position power)的人，與那些把權力訴求建立在新的有價值的知識形式上的人相互對抗。

276
那些具有相對多的科學資本或知識聲譽的人也常常來自較高的社會階層，特別是資產階級。所繼承的特權保證使他們擁有自信，能自由地去選擇在科學研究領域或在機構化程度最低的文化部門進行更具風險的文化投資。

相反，那些在學術界佔據優勢地位但符號資本（不管是在科學或在知識場域）不多的教授，則常常來自中低層階級。特別是，他們常常來自小學教師家庭，……他們的向上流動以及他們的意識形態效忠應該歸功於教育系統。這些人是世俗的「修道僧」。

277
[佔據學術地位的教授]他們之入選學術精英以及被排除於大學以外的特權世界之外，是應得的，但也是神奇般的幸運，這創造了「傲慢與不適之間的奇特混合」。

巴黎大學的教授們在1968年的學生運動中採取的政治立場差不多正好對應於他們在對法國大學系統做出區分的知識權力、象徵權力、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軸中的位置(125-127)。

在那些均為政治上的積極份子的教授中間，自然科學方面的教授比藝術與社會科學的教授更傾向於左派。這個研究似乎暗示：那些離權力場域中經濟一級最遠的教授，那些進行科學研究、投資於新的知識形式的教授，比傳播維持現存社會秩序的文化遺產的人，更傾向於質疑現存的秩序。……這個政治定向對應於布爾迪厄對現代社會中科學知識分子的看法。

知識分子作為文化生產場域中的生產者

258
布爾迪厄的基本假設是，隨著文化場域獲得自主性，行動者所採取的知識立場越來越變成由行動者在這些場域內部所佔據的位置的一個功能。

如果知識場域是由等級層次明確的位置所結構的，那麼它也是由「追求差別的動力法則」支配的。

這樣，知識分子是以把自己在文化場域中的影響最大化為目的的策略家。知識份子與社會階級的關係因而是受到知識場域的策略調節的。


分化的世界：知識分子的內部分化

259
布爾迪厄闡明了以下兩類不同的文化生產場域之間知識分子分化的最基本的根源：(1)有限的文化生產場域及其為了自己的再生產而對教育系統的依賴。(2)「大眾閱聽人」(mass-audience)的生產場域。

在為知識的合法性進行的鬥爭中，有限生產場域代表支配性的位置，而大眾閱聽人的生產場域則代表被支配的位置。

261
但是，知識分子與教育系統之間也存在緊張關係。……知識場域內部的緊張根源之一是聖化功能與知識生產之間的時滯。……這種緊張解釋了邊緣化的知識份子──如記者與媒體從業人員等──對於教育系統的既愛又恨的矛盾態度。這些邊緣化的知識份子雖然急於宣佈學院知識過於「學究氣」，但他們還是樂於看到自己的觀點能夠被知識圈承認為合法的。

262
另外一條內部分化的線路建立在與權力場域的相對趨近性上。這種對立發生在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專家、技術人員與獨立的知識份子──[後者]常常存在於人文科學領域，他們利用相對於政治場域的獨立性對權力持批判態度──之間。

最後，布爾迪厄主張，知識分子之間的衝突在知識場域中持相近立場的知識分子之間更加緊張。支配場域活動的「尋求差別的法則」可解釋這一點。


知識分子的doxa

263
對立是通過一種潛在的、對值得爭論與鬥爭的東西的共識構成的。……布爾迪厄把這種正統與異端的共同基礎稱為doxa。……教育系統在為統治階級中的不同部分、特別是知識份子確立doxa上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


知識場域與階級關係的再生產

264
玩知識的遊戲意味著一個人必須超越基本的經濟必需品的要求。這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需要有一種能夠擺脫日常生活的顧慮以便與觀念打交道的知識份子習性；二是需要有必不可少的、作為參與知識場域競爭的能力的形式的文化資本。……這樣，它就作為一種社會封閉(social closure)機制而起作用，排除了那些缺乏競爭所必須的時間、精力、資源 [以及habitus]的人們。知識場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服務於社會階級結構的再生產的。

即使只是通過追逐自己作為專家在文化生產中的特殊利益，知識分子同樣也把階級的文化加以合法化。

「內部鬥爭從來不是外部鬥爭的直接反映，但是內部鬥爭的結果卻依賴於他們與外部鬥爭（階級之間的鬥爭或統治階級內部不同部份之間的鬥爭）之間可能存在的對應性，依賴於這個或那個群體從這種鬥爭中得到的強化。」(Bourdieu, 1983a: 337)

對布爾迪厄而言，知識場域的概念把知識分子的符號性工作與那些他既為之服務、也加以反映的結構條件聯繫起來。通過這種方式，布爾迪厄把自己的概念看作對唯心主義的與唯物主義的知識份子理論的雙重超越，它們要麼強調觀念的力量，要麼強調政治經濟利益在排除他人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

《文化與權力：布爾迪厄的社會學》摘要

本分類的文章摘錄自:

Swartz, David
2006 《文化與權力：布爾迪厄的社會學》。陶東風譯。上海：上海譯文。

該書譯自:

Swartz, David
1997 Culture & power : the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ourdieu與Bachelard

35
[布爾迪厄著作中] 更加重要的結構性影響還是來自戰後法國的科學史語科學哲學。……「我努力把以巴什拉(Bachelard)、康吉揚(Canguilhem)以及柯瓦雷(Koyré)為代表的整個認識論傳統引入社會科學的領域。」(Bourdieu, Chamboredon, Passeron, 1991: 248)

37
巴什拉對於辯證理性的理解不應該與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辯證法混淆(Tiles, 1987: 146)。對於巴什拉而言，科學中的辯證理性模式並不是用一種理論取代另外一種與之矛盾的理論；相反，思維運動從一個有限的概念構架──它與經驗的某些重要方面緊密聯繫在一起──向一個更大個構架發展，後者包含了原先被排除的方面。……在這種重新排列中，新的知識領域被開啟出來，迫使對於原先不加反思地接受的東西進行重新評價。思想上的這種轉向建構了巴什拉所謂的與原先理論的「認識論的斷裂」。[1]

巴什拉聲稱，原先的理論可能事實上對科學的進步起「認識論障礙」的作用。當它們在規範科學研究的時候獲得一種必然的、自明的地位時，它們就成了障礙。

38
[巴什拉]把認識論的獨特作用看作一種為提高對塑造並限制現存的科學工作的認知條件與社會條件的意識所必需的反思性監控工具。……能夠增加認識論決裂（產生）的機會。

這個動態的過程總是通過糾正過去的錯誤而不斷地得到修正並把看待過去的新視角引入研究方法……。科學家總是面對認識論的障礙，這種認識論的障礙必須加以克服以便獲得新的科學知識。

最後，在巴什拉看來，科學知識必須通過與人的心智傾向──即通過表面價值處理事件與經驗，或者易於被特別生動的印象所迷惑的自發傾向──鬥爭，通過與日常實踐經驗的對立而得到建構。科學是一種被建構的知識，它只有通過一種與日常推理的認識論的斷裂或決裂才能得到發展。

39
布爾迪厄從巴什拉的辯證理性中為社會學研究推斷出三個認識論的監測點(Bourdieu, Chamboredon, Passeron, 1991, II)。他從「巴什拉的前提──科學事實是贏得的、建構的、被證實的」──出發進行建構。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這樣的觀念：科學知識必須突破業以被接受的關於社會世界的觀點，不管它是日常生活中非專業的建構、還是被不加反思地接受的理論視角。科學知識是一種建構出來的知識，是針對以前的理論而建構的知識；其次，科學方法牽涉到形式化模式的建構；第三，這些模式必須接受經驗的檢驗。

40
[上述] 每一種行為同時呈現於研究過程的所有階段。

就像巴什拉的認識論拒絕唯心主義與經驗主義一樣，布爾迪厄也拒絕在社會學理論與社會學的經驗研究之間進行區分。他的方法強調在社會學的每個階段都把這兩者綜合起來。

最後，我們可以觀察到，布爾迪厄採用了巴什拉的「應用的理性主義」以論證一種定位於兩個認識論極端──唯心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的社會科學(Bourdieu, Chamboredon, Passeron, 1991: 221)。

[1] 「認識論的斷裂」這個詞通常更多地與阿爾都塞(Althusser)聯繫在一起。實際上，是阿爾都塞對巴什拉思想的推演、而不是巴什拉本人使得這個術語在法國思想界流行起來。──作者註。

與Bourdieu相關的課程大綱(syllabus)

Loïc Wacquant @ U. C. Berkley

Pierre Bourdieu and Classical Social Theory (Spring 2006) http://sociology.berkeley.edu/faculty/wacquant/syllabus/soc101c_spring2006.pdf

Practice and Symbolic Power in Pierre Bourdieu (Spring 2005)
http://sociology.berkeley.edu/faculty/wacquant/syllabus/soc202B_spring2005.pdf


蘇峰山 @ 南華大學

布爾迪厄研究專題
http://www.nhu.edu.tw/~edusoc/course/92_2/Bourdien.htm


Sébastien Chauvin (de l'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troduction to Pierre Bourdieu
http://sebchauv.free.fr/ANTH21411-Introduction_to_Pierre_Bourdieu_2004.pdf

與Bourdieu相關的一些(中譯/中文)文章

卡爾豪恩、華康得
2003 〈一切都是社會的：緬懷皮埃爾·布迪厄〉，李懷亮譯，《文化研究》第四輯，中央編譯出版社。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221037/

華康得
2003 〈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張怡譯，《文化研究》第四輯，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3 〈運轉的社會學工作室：社會科學的研究行動〉，孟登迎譯，《文化研究》第四輯，中央編譯出版社。

華然
2005 〈轉型時代社會學的責任與使命——布迪厄《世界的苦難》及其啟示〉，《社會》2005年第4期。
http://blog.sociology.org.cn/memory/archive/2006/11/01/3601.html

「習氣」（Habitus）與「場域」（Field）概念的生成 (節譯三段)

Pierre Bourdieu [1]



多年來，我將同樣一套思考模式──也就是所謂場域(field)的概念──運用到不同的領域當中，獲得了一些發現；在此，我將這些發現以一種更加綜合、更加系統化的方式呈現出來，希望藉此將我持續進行中、卻又日益分化的這些研究收攏起來，並透過回顧性的檢視來加強這些研究的一貫性。

理論性的理論(theoretical theory)是預知性或計畫性的論述，這種理論僅僅以論述為目的，它們在和其他理論的對抗中孕育而成，並且也因為這種對抗才得以生存下去；不同於理論性的理論，科學理論(scientific theory)表現為一種認知與行動的程序，它們只能透過經驗研究加以揭露，同時也在經驗研究當中化為現實(actualized)。科學理論是暫時性的建構(temporary construct)，它們在經驗研究中成形，同時也為經驗研究服務；科學理論在理論性論辯當中的收穫，還不如直接面對新的研究對象來得有幫助。所以，真的要從事科學工作的話，就要做出抉擇，選擇一種禁慾主義式的研究生活，將時間心力投注在把理論發現運用於新的研究計劃當中，而不是想方設法用後設論述(meta-discourse)的表面功夫來裝飾、賣弄自己的研究發現──這類後設論述的目的不在於驗證人們的想法見解，而在於宣傳自身的重要性和價值，或者像那些有自戀狂的研究者一樣：在這個噴射機時代、同時也是充滿研討會的年代裡，他們在無數的活動場合推銷後設論述，好讓人們能立即認識自己這些論述的好處。再者，選擇從事科學工作，還意味著研究者冒著被當作派系份子或是地方孤立主義者的風險，特別是同一種操作手法(modus operandi)[2] 的集體實作──這在高等科學領域裡是非常普遍的現象──似乎加強了一種極權主義式一元論的印象。

將理論當作是實際上指導、組織著科學實作的操作手法，很明顯地意味著研究者得放棄科學實作那由「理論家們」所建立起來的、帶有拜物教性質的accommodativeness。這就是為什麼我從來不認為一定要對概念進行系譜學研究的原因，因為概念演變並不是理論上一脈相承的產物，重新檢視概念與前人用法的關係並沒有太大助益；概念最首要的功能，是要在研究程序當中簡捷有力地表明理論立場、方法論的採用原則，並且同時標出採用此種方法論立場的好處和限制。因此，舉例來說，習氣(habitus)概念的使用最初、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為了要反對一整套二元對立的選擇，因為社會科學（更確切地說，所有的人類學理論）把自己困在這些二元對立當中，這包括了意識（或主體）與無意識、終極論與機械論……等等。我藉著將Panofsky[1]兩篇文章譯為法文出版的機會，引進了習氣這個概念；在那之前，還沒有人把這兩篇文章放在一起來看。其中一篇關於哥德式建築的文章裡，習氣這個字被當作一個「原生」(« indigenous »)的概念，用來解釋經院哲學思惟在建築領域裡的影響；另一篇關於聖德尼修道院院長蘇傑(Abbot Suger)的文章同樣也運用了習氣的概念。當時，習氣的概念讓我得以擺脫結構主義的典範，同時也不至於回頭落入舊有的主體哲學或意識哲學，或者古典經濟學的經濟人(homo economicus)概念──這個概念近來正以新的名稱捲土重來，即所謂的方法論個人主義。習氣一詞是經院哲學從亞里斯多德的素性(hexis)概念轉化而來的，而我採用習氣這個概念來抗拒結構主義及其對行動的奇怪看法，這種看法隱含於Levi-Strauss的無意識概念之中，而Althusser學派則表達得更加清楚：在結構主義那裡，行動者(agent)被化約成結構承載者（或者Trager）的角色。我對抗結構主義的方式，就是把Panofsky從新康德學派「象徵形式」(« symbolic forms »)哲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儘管這麼做意味著要將Panofsky對習氣概念的獨特用法做一些不自然的挪用）。





[1] 譯自Pierre Bourdieu (1985) “The Genesis of the Concepts of Habitus and of Field”, Sociocriticism, 2, 11-24 (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Channa Newman)──譯註
[2] 根據維基百科英文版“modus operandi”條目的說明，「The term is also commonly used in English in a non-criminal sense to describe someone's habits or manner of working, the method of operating or functioning」。──譯註
[3] Erwin Panofsky，德國猶太裔藝術史學家。──譯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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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的行動工作坊：《社會科學研究學刊》（節譯一段）

by 華康德（Loïc Wacquant）
全文見 http://www.homme-moderne.org/societe/socio/wacquant/workshop.html

《社會科學研究學刊》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創辦於1975年，當時在人文科學之家（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主任Fernand Braudel的祝福與支持下成立（並以人文科學之家為辦公據點約20年），如今已擠身世界一流社會科學刊物之列，同時仍保有其獨樹一幟的編排版式、風格路線，以及使命定位。《社會科學研究學刊》受到Pierre Bourdieu對於科學及公民事務的見解所啟發，推動了一套獨特社會學觀點的發展；一方面承繼了法國社會學傳統的血脈，同時又能打破成規、不受其所限。《社會科學研究學刊》雖然身處以自成一格、孤芳自賞聞名的巴黎知識圈子當中，卻能夠促成社會科學國際化的發展。此外，《社會科學研究學刊》還致力於引介最新的社會研究成果，期待為法國及法國之外的集體意識（collective consciousness）與公共事務討論帶來刺激與衝擊。

社會科學研究學刊 164期內容

Toward the origins of scientometrics: the emergence of the Science Citation Index
科學計量學溯源：「科學引用文獻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的誕生

本文分析「科學引用文獻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 的誕生，認為文獻索引的概念並非科學場域「自然而然」發展出來的產物。文獻索引的概念起源於美國法律出版界及資訊服務領域，並在資訊產業家Eugene Garfield手中轉變為科學參考文獻的服務。科學引用文獻索引的實際創立、以及隨後科學計量學領域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是在1950年代晚期到1960年代初期的政治、科技脈絡當中成形的。面對Sputnik衛星危機以及來自蘇聯的挑戰，美國的回應方式給了Garfield與諾貝爾獎得主Joshua Lederberg合作建立科學引用文獻索引的機會，同時也為該計畫提供了此前所欠缺的合法性。


The autonomy of science threatened by “commodification”: forms of research entrepreneurship in France
「商品化」威脅下的科學自主性：法國研究人員與企業的結合形式


The influence of the scientific field upon the academic field and its consequences
科學場域對學術場域的影響力及其後果

過去十五年間，許多著作分析了學術場域的轉變，以及這些轉變與經濟場域之間的關係。在歐洲，波隆納協定（the Bologna Convention）和所謂“LMD”（Licence－Master－Doctorat, 學士－碩士－博士）的學制改革，同樣也激發了無數討論。無論在美國或加拿大，對於「市場」接管大學教育（特別是博士課程）的現象，已經出現了加以譴責的批評聲浪；同時，對於所謂「基礎」或是「與利益無涉」的研究，論者也憂心其自主性將會降低。本文目的在於指出，人們在關於高等教育的辯論中所採取的不同立場，通常都是學術場域邏輯與科學場域邏輯互相混淆的後果。事實上，近來關於改變學制的嘗試、以及研究生職涯諮詢等措施，都顯現了學術場域自主性的提高，而不像過去那樣受制於科學場域。同時，人們也見證了過去科學場域對學術場域近乎宰制的情形正在降低，這表現在科學場域對於研究所層級教育的主導性已不如從前。

University-based research and the m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
教育大眾化考驗下的學術研究


Publish or perish. The legitimate definit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 considered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publishing crisis in the field of the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
「出版並出局」：從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出版危機看社會科學的合法性定義


Academic publishing at the crossroads
站在十字路口的學術出版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