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urdieu與Bachel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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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爾迪厄著作中] 更加重要的結構性影響還是來自戰後法國的科學史語科學哲學。……「我努力把以巴什拉(Bachelard)、康吉揚(Canguilhem)以及柯瓦雷(Koyré)為代表的整個認識論傳統引入社會科學的領域。」(Bourdieu, Chamboredon, Passeron, 1991: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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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什拉對於辯證理性的理解不應該與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辯證法混淆(Tiles, 1987: 146)。對於巴什拉而言，科學中的辯證理性模式並不是用一種理論取代另外一種與之矛盾的理論；相反，思維運動從一個有限的概念構架──它與經驗的某些重要方面緊密聯繫在一起──向一個更大個構架發展，後者包含了原先被排除的方面。……在這種重新排列中，新的知識領域被開啟出來，迫使對於原先不加反思地接受的東西進行重新評價。思想上的這種轉向建構了巴什拉所謂的與原先理論的「認識論的斷裂」。[1]

巴什拉聲稱，原先的理論可能事實上對科學的進步起「認識論障礙」的作用。當它們在規範科學研究的時候獲得一種必然的、自明的地位時，它們就成了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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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什拉]把認識論的獨特作用看作一種為提高對塑造並限制現存的科學工作的認知條件與社會條件的意識所必需的反思性監控工具。……能夠增加認識論決裂（產生）的機會。

這個動態的過程總是通過糾正過去的錯誤而不斷地得到修正並把看待過去的新視角引入研究方法……。科學家總是面對認識論的障礙，這種認識論的障礙必須加以克服以便獲得新的科學知識。

最後，在巴什拉看來，科學知識必須通過與人的心智傾向──即通過表面價值處理事件與經驗，或者易於被特別生動的印象所迷惑的自發傾向──鬥爭，通過與日常實踐經驗的對立而得到建構。科學是一種被建構的知識，它只有通過一種與日常推理的認識論的斷裂或決裂才能得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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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爾迪厄從巴什拉的辯證理性中為社會學研究推斷出三個認識論的監測點(Bourdieu, Chamboredon, Passeron, 1991, II)。他從「巴什拉的前提──科學事實是贏得的、建構的、被證實的」──出發進行建構。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這樣的觀念：科學知識必須突破業以被接受的關於社會世界的觀點，不管它是日常生活中非專業的建構、還是被不加反思地接受的理論視角。科學知識是一種建構出來的知識，是針對以前的理論而建構的知識；其次，科學方法牽涉到形式化模式的建構；第三，這些模式必須接受經驗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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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 每一種行為同時呈現於研究過程的所有階段。

就像巴什拉的認識論拒絕唯心主義與經驗主義一樣，布爾迪厄也拒絕在社會學理論與社會學的經驗研究之間進行區分。他的方法強調在社會學的每個階段都把這兩者綜合起來。

最後，我們可以觀察到，布爾迪厄採用了巴什拉的「應用的理性主義」以論證一種定位於兩個認識論極端──唯心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的社會科學(Bourdieu, Chamboredon, Passeron, 1991: 221)。

[1] 「認識論的斷裂」這個詞通常更多地與阿爾都塞(Althusser)聯繫在一起。實際上，是阿爾都塞對巴什拉思想的推演、而不是巴什拉本人使得這個術語在法國思想界流行起來。──作者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