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erre Bourdieu [1]
多年來，我將同樣一套思考模式──也就是所謂場域(field)的概念──運用到不同的領域當中，獲得了一些發現；在此，我將這些發現以一種更加綜合、更加系統化的方式呈現出來，希望藉此將我持續進行中、卻又日益分化的這些研究收攏起來，並透過回顧性的檢視來加強這些研究的一貫性。
理論性的理論(theoretical theory)是預知性或計畫性的論述，這種理論僅僅以論述為目的，它們在和其他理論的對抗中孕育而成，並且也因為這種對抗才得以生存下去；不同於理論性的理論，科學理論(scientific theory)表現為一種認知與行動的程序，它們只能透過經驗研究加以揭露，同時也在經驗研究當中化為現實(actualized)。科學理論是暫時性的建構(temporary construct)，它們在經驗研究中成形，同時也為經驗研究服務；科學理論在理論性論辯當中的收穫，還不如直接面對新的研究對象來得有幫助。所以，真的要從事科學工作的話，就要做出抉擇，選擇一種禁慾主義式的研究生活，將時間心力投注在把理論發現運用於新的研究計劃當中，而不是想方設法用後設論述(meta-discourse)的表面功夫來裝飾、賣弄自己的研究發現──這類後設論述的目的不在於驗證人們的想法見解，而在於宣傳自身的重要性和價值，或者像那些有自戀狂的研究者一樣：在這個噴射機時代、同時也是充滿研討會的年代裡，他們在無數的活動場合推銷後設論述，好讓人們能立即認識自己這些論述的好處。再者，選擇從事科學工作，還意味著研究者冒著被當作派系份子或是地方孤立主義者的風險，特別是同一種操作手法(modus operandi)[2] 的集體實作──這在高等科學領域裡是非常普遍的現象──似乎加強了一種極權主義式一元論的印象。
將理論當作是實際上指導、組織著科學實作的操作手法，很明顯地意味著研究者得放棄科學實作那由「理論家們」所建立起來的、帶有拜物教性質的accommodativeness。這就是為什麼我從來不認為一定要對概念進行系譜學研究的原因，因為概念演變並不是理論上一脈相承的產物，重新檢視概念與前人用法的關係並沒有太大助益；概念最首要的功能，是要在研究程序當中簡捷有力地表明理論立場、方法論的採用原則，並且同時標出採用此種方法論立場的好處和限制。因此，舉例來說，習氣(habitus)概念的使用最初、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為了要反對一整套二元對立的選擇，因為社會科學（更確切地說，所有的人類學理論）把自己困在這些二元對立當中，這包括了意識（或主體）與無意識、終極論與機械論……等等。我藉著將Panofsky[1]兩篇文章譯為法文出版的機會，引進了習氣這個概念；在那之前，還沒有人把這兩篇文章放在一起來看。其中一篇關於哥德式建築的文章裡，習氣這個字被當作一個「原生」(« indigenous »)的概念，用來解釋經院哲學思惟在建築領域裡的影響；另一篇關於聖德尼修道院院長蘇傑(Abbot Suger)的文章同樣也運用了習氣的概念。當時，習氣的概念讓我得以擺脫結構主義的典範，同時也不至於回頭落入舊有的主體哲學或意識哲學，或者古典經濟學的經濟人(homo economicus)概念──這個概念近來正以新的名稱捲土重來，即所謂的方法論個人主義。習氣一詞是經院哲學從亞里斯多德的素性(hexis)概念轉化而來的，而我採用習氣這個概念來抗拒結構主義及其對行動的奇怪看法，這種看法隱含於Levi-Strauss的無意識概念之中，而Althusser學派則表達得更加清楚：在結構主義那裡，行動者(agent)被化約成結構承載者（或者Trager）的角色。我對抗結構主義的方式，就是把Panofsky從新康德學派「象徵形式」(« symbolic forms »)哲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儘管這麼做意味著要將Panofsky對習氣概念的獨特用法做一些不自然的挪用）。
[1] 譯自Pierre Bourdieu (1985) “The Genesis of the Concepts of Habitus and of Field”, Sociocriticism, 2, 11-24 (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Channa Newman)──譯註
[2] 根據維基百科英文版“modus operandi”條目的說明，「The term is also commonly used in English in a non-criminal sense to describe someone's habits or manner of working, the method of operating or functioning」。──譯註
[3] Erwin Panofsky，德國猶太裔藝術史學家。──譯註
多年來，我將同樣一套思考模式──也就是所謂場域(field)的概念──運用到不同的領域當中，獲得了一些發現；在此，我將這些發現以一種更加綜合、更加系統化的方式呈現出來，希望藉此將我持續進行中、卻又日益分化的這些研究收攏起來，並透過回顧性的檢視來加強這些研究的一貫性。
理論性的理論(theoretical theory)是預知性或計畫性的論述，這種理論僅僅以論述為目的，它們在和其他理論的對抗中孕育而成，並且也因為這種對抗才得以生存下去；不同於理論性的理論，科學理論(scientific theory)表現為一種認知與行動的程序，它們只能透過經驗研究加以揭露，同時也在經驗研究當中化為現實(actualized)。科學理論是暫時性的建構(temporary construct)，它們在經驗研究中成形，同時也為經驗研究服務；科學理論在理論性論辯當中的收穫，還不如直接面對新的研究對象來得有幫助。所以，真的要從事科學工作的話，就要做出抉擇，選擇一種禁慾主義式的研究生活，將時間心力投注在把理論發現運用於新的研究計劃當中，而不是想方設法用後設論述(meta-discourse)的表面功夫來裝飾、賣弄自己的研究發現──這類後設論述的目的不在於驗證人們的想法見解，而在於宣傳自身的重要性和價值，或者像那些有自戀狂的研究者一樣：在這個噴射機時代、同時也是充滿研討會的年代裡，他們在無數的活動場合推銷後設論述，好讓人們能立即認識自己這些論述的好處。再者，選擇從事科學工作，還意味著研究者冒著被當作派系份子或是地方孤立主義者的風險，特別是同一種操作手法(modus operandi)[2] 的集體實作──這在高等科學領域裡是非常普遍的現象──似乎加強了一種極權主義式一元論的印象。
將理論當作是實際上指導、組織著科學實作的操作手法，很明顯地意味著研究者得放棄科學實作那由「理論家們」所建立起來的、帶有拜物教性質的accommodativeness。這就是為什麼我從來不認為一定要對概念進行系譜學研究的原因，因為概念演變並不是理論上一脈相承的產物，重新檢視概念與前人用法的關係並沒有太大助益；概念最首要的功能，是要在研究程序當中簡捷有力地表明理論立場、方法論的採用原則，並且同時標出採用此種方法論立場的好處和限制。因此，舉例來說，習氣(habitus)概念的使用最初、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為了要反對一整套二元對立的選擇，因為社會科學（更確切地說，所有的人類學理論）把自己困在這些二元對立當中，這包括了意識（或主體）與無意識、終極論與機械論……等等。我藉著將Panofsky[1]兩篇文章譯為法文出版的機會，引進了習氣這個概念；在那之前，還沒有人把這兩篇文章放在一起來看。其中一篇關於哥德式建築的文章裡，習氣這個字被當作一個「原生」(« indigenous »)的概念，用來解釋經院哲學思惟在建築領域裡的影響；另一篇關於聖德尼修道院院長蘇傑(Abbot Suger)的文章同樣也運用了習氣的概念。當時，習氣的概念讓我得以擺脫結構主義的典範，同時也不至於回頭落入舊有的主體哲學或意識哲學，或者古典經濟學的經濟人(homo economicus)概念──這個概念近來正以新的名稱捲土重來，即所謂的方法論個人主義。習氣一詞是經院哲學從亞里斯多德的素性(hexis)概念轉化而來的，而我採用習氣這個概念來抗拒結構主義及其對行動的奇怪看法，這種看法隱含於Levi-Strauss的無意識概念之中，而Althusser學派則表達得更加清楚：在結構主義那裡，行動者(agent)被化約成結構承載者（或者Trager）的角色。我對抗結構主義的方式，就是把Panofsky從新康德學派「象徵形式」(« symbolic forms »)哲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儘管這麼做意味著要將Panofsky對習氣概念的獨特用法做一些不自然的挪用）。
[1] 譯自Pierre Bourdieu (1985) “The Genesis of the Concepts of Habitus and of Field”, Sociocriticism, 2, 11-24 (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Channa Newman)──譯註
[2] 根據維基百科英文版“modus operandi”條目的說明，「The term is also commonly used in English in a non-criminal sense to describe someone's habits or manner of working, the method of operating or functioning」。──譯註
[3] Erwin Panofsky，德國猶太裔藝術史學家。──譯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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