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份子與政治；《學術人》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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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社會學中的一個核心問題是識別出是什麼使得知識份子中的一些人在政治上傾向左派，而另外一些人則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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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爾迪厄(1985e)把許多知識份子支持被統治階級的意向，解釋為他們在權力場域中的被統治地位。布爾迪厄關於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之間關係的理論意味著：在文化資本上投資越多、兩種資本之間越不相稱，那麼這樣的知識份子個體就越可能反對現存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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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爾迪厄] 把知識份子與工人階級的聯盟看成是脆弱的，因為這種聯盟建立在結構上相似的階級統治地位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對階級壓迫的共同經驗，即habitus的相同基礎上。因此，知識分子關於與被剝奪公民權的群體之間的團結友愛的表白，反映了一種「結構性的不誠實」(Bourdieu, 198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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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錯誤的政治意識在於不加批判地把自己的場域利益等同於他們所代表的集體利益。
[學科內的學派之爭是否體現了Bourdieu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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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爾迪厄之所以認為階級地位的同質性產生知識份子與工人階級的聯盟的觀點是脆弱的，還因為：與資產階級的唯物主義對抗的知識份子的貴族審美主義習性，同樣也蔑視「大眾的」唯物主義(“popular” materialism)。

布爾迪厄進一步指出，文化生產者對抗現存秩序的傾向還源於他們想用文化市場替代經濟市場的控制，而不是出自尋求文化機會的真正平等的政治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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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國發生了這樣的現象：發揮著自我雇傭的手工藝匠或企業家作用的知識份子在數量上明顯減少，他們不斷地被大型官僚機構作為領薪水的受雇者加以吸納。……這種新型[受薪]生產者的知識規劃與風格不斷地受到市場與官僚機構的取捨標準所制約……而不是作為大學的相對自主性所提供的「與權威保持批判性距離」這一準則的衛護者而行動。……正是在權力場域中的這種搖擺不定的定位「強化了意識與政治實踐的模稜兩可，以及在『參與』與『退出』之間的猶豫不決」。


教授、政治與1968年5月 [《學術人》簡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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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人》一書表明，權力場域內部的結構分化如何內在地使得法國學院知識份子產生分化，文化資本/經濟資本的對立如何折射到法國學術界內部。而且，布爾迪厄認為，這些知識分子的利益不只是以階級為基礎的，實際上最直接的、最具有決定意義的利益可能根本就不是階級利益，而是學術場域自身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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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像通常所想的那樣，政治立場決定人們對於學術事務的態度，而是他們在學術場域中的位置決定他們在一般政治問題以及學術問題上採取的立場。」(Bourdieu, 1988b: xvii-xviii)

布爾迪厄表明，法國的高等教育機構、學院、學科以及教授都是沿著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的對立軸──這種對立正是權力場域的特徵──而進行分化的。……這種分析揭示了學院與統治階級之間的兩種不同的關係：服務於政治經濟權利的知識以及以知識自身為目的的知識。

在藝術與社會科學學院也存在相似的對立與分化。首先，存在一種學術權力(academic power)，這種權力指的是對於大學中的教學訓練、篩選以及提昇等機構化機制的控制程度。此外，還存在科學權力(scientific power)與知識名望(intellectual renown)：前者是在科學團體內部控制研究資源與威望的程度，後者指更大的受教育公眾對其出版物的承認程度。這樣，教授就依據其主要投資的文化市場而加以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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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個學院的內部進行的鬥爭還使那些更加傾向於學術權力的積累的教授與那些更加傾向於知識或科學資本的積累的教授相互對立。……學術界的權力鬥爭使那些通過控制有價值的機構資源而擁有地位權力(position power)的人，與那些把權力訴求建立在新的有價值的知識形式上的人相互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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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具有相對多的科學資本或知識聲譽的人也常常來自較高的社會階層，特別是資產階級。所繼承的特權保證使他們擁有自信，能自由地去選擇在科學研究領域或在機構化程度最低的文化部門進行更具風險的文化投資。

相反，那些在學術界佔據優勢地位但符號資本（不管是在科學或在知識場域）不多的教授，則常常來自中低層階級。特別是，他們常常來自小學教師家庭，……他們的向上流動以及他們的意識形態效忠應該歸功於教育系統。這些人是世俗的「修道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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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據學術地位的教授]他們之入選學術精英以及被排除於大學以外的特權世界之外，是應得的，但也是神奇般的幸運，這創造了「傲慢與不適之間的奇特混合」。

巴黎大學的教授們在1968年的學生運動中採取的政治立場差不多正好對應於他們在對法國大學系統做出區分的知識權力、象徵權力、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軸中的位置(125-127)。

在那些均為政治上的積極份子的教授中間，自然科學方面的教授比藝術與社會科學的教授更傾向於左派。這個研究似乎暗示：那些離權力場域中經濟一級最遠的教授，那些進行科學研究、投資於新的知識形式的教授，比傳播維持現存社會秩序的文化遺產的人，更傾向於質疑現存的秩序。……這個政治定向對應於布爾迪厄對現代社會中科學知識分子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