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人》第一章 摘要 (摘譯前兩節)

Bourdieu, Pierre
1988 (1984) Homo Academicus. Trans. by Peter Collier. Cambridge : Polity Press ;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第一章 「焚書」？[1]


(Openning)

p.1

史家並不願意書寫關於史家的歷史。他們樂於浸淫在浩瀚的史料細節當中。但他們本身並不願意成為浩瀚史料的一部份。他們並不願意成為歷史秩序的一部份。這就好像醫生不想要生病、死亡一樣。

夏爾．貝璣 《金錢續篇》


當我們決定要研究我們涉入其中(involved)的社會世界時，我們就不得不以一種戲劇化(dramatized)的形式來面對一些根本的方法論難題；這些問題全都和實作知識與學院知識的差異有關，特別是和以下的特殊困難相關：我們首先得要與內部經驗決裂(breaking)，接著還得重新建構透過這種決裂所獲得的知識。

Pp1-2
一般說來，修辭策略的目的是為了要「釐清事情」；然而，它們用的方法卻是說服讀者運用自己的經驗來幫助理解，也就是說，要讀者在閱讀當中夾雜混入自己主觀的資訊，而這就無可避免地會將科學建構化約成常識領域的理解，也可以說修辭策略煞費苦心地曲解了科學建構。

同樣地，我們只需要使用適當的名稱…就能夠加強讀者錯將建構個體(constructed individuals)化約為具體個體的傾向，但其實前者只存在於理論建構的空間當中…

3
因此，社會學知識總是容易被自我中心式的閱讀拉回到膚淺的認知上；這種閱讀只注重趣聞軼事和個人瑣事，而且如果我們不用合乎格式的語言加以制止的話，這種閱讀會使用那些在學術語言和尋常語言(scholarly and ordinary language)裡都找得到的尋常意義字眼來化約社會學知識。

建構個體（無論是個人或者機構）只存在於科學研究所精心組建的關係網絡當中，經驗個體(empirical individuals)則只需依賴尋常直覺就能夠直接加以理解。

Pp3-4
此外，那些時常穿梭於學術知識與尋常知識中間地帶的人──評論家、記者、學究式的記者，或記者式的學究──他們會混淆、拒斥或消弭科學分析與半調子客觀分析間的界線，並且將實際上涉及整個場域結構的效果歸因於單一個人或是遊說團體，藉此來獲取巨大的利益。……例如高等研究學院和新觀察家雜誌(Nouvel Observateur)的成員。

[談本章題名]
p.5
大家都知道，沒有一個團體喜歡「廖伯仔」（告密者）(‘informer’)，尤其這些罪人或叛徒竟然還宣稱自己分享了團體的最高價值。當人們針對異己或是敵對團體進行客觀分析時，其他人可以毫不猶豫地稱讚這些作品的「勇氣」和「洞見」；然而，如果有人試圖要分析自己所屬的團體時，人們就會轉而質疑其作品是否真的能提供獨到的見解。

有鑑於此，我們將這一章題名為「焚書」，這是中國異端思想家李贄眾多自我毀滅的著作其中一篇的書名，該書揭露了中國人的遊戲規則。我們這麼做的原因，……旨在說明洩露小團體秘密這件事情本身所蘊含的衝突矛盾。

當社會學家的研究運用在那些試圖對他人進行客觀分析、卻又不願意成為客觀分析對象的人們身上時，這樣的研究就為我們提供了通往自由的可能性。


建構工作及其效果

p.6
正是我們的研究操作，要求我們將尋常經驗所隱涵的判準(criteria)，明確並形式化地(formalize)表達出來，因此使我們有可能 [possible; which also means not necessarily]對這些判準的前提進行邏輯上的審核。

p.7
客觀化的科學工作，其最重要的長處，就在於能夠讓我們對客觀化本身進行客觀分析。

[談學術編碼]
p.8
學者所建構出來的編碼，通常只是從尋常認知的實作和隱含圖式中，複製了社會大眾能夠識別的編碼方式；例如學校的文憑，或是國家統計經濟研究所(INSEE)統計調查中的社會職業類別。

p.9
對象建構的工作決定了一組有限的相關特質，研究者假設這些特質是有效的變量，其變化程度與被觀察現象的變化程度相關；從而，對象建構的工作也定義了建構個體的母體(population)，其特徵在於擁有程度不等的上述相關特質。

p.10
學術編碼的效果，特別在於將不同特質所賦有的狀態加以同質化，而這樣的情況在實際生活中並沒有受到均等的客觀分析。

p.11
如同其他場域一樣，學術場域也是進行鬥爭的場所，人們藉由鬥爭來決定合法成員資格以及合法等級(hierarchy)的條件和判準，換句話說，決定哪些性質對於產生由場域保證的特定收益而言是恰當的、有效的，並且是可能以資本的形式來運作的。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有很多彼此競爭的分級原則，這些原則所判定的價值彼此之間無法對應，甚至互不相容，而原因在於這些原則關係著諸多互相衝突的利益。

p.12
和其他領域一樣，社會學經常會給我們一些半學術的分類法，號稱是「類型學」，把人們原本使用的稱呼（通常比較接近污名或辱罵，而非概念）與學術概念混雜一氣，而後者多少是在有根據的分析基礎上建構而成的。……這些類型學以混亂的方式結合了不同的對立原則，將種種異質的判準如年齡、與政治權力的關係或與科學的關係等等，全部混在一起。

[接下來作者舉的例子如A.W. Gouldner, B. Clark以及W. Gustad等人對知識份子的分類，批得毫不留情。]

很不幸地，這些類型學十分常見，並且完美地再現了社會學經常發生的狀況。如果說這些類型學使我們興味盎然，那是因為它們藉由將事物以披著學術外皮的語言重新轉譯，來引導人們（以及類型學的作者本身）相信這些類型學能夠使我們對於知識和實在有更進階的理解；然而歸根究底，我們能從這些類型學上瞭解到的，還不如一位稱職的內部資訊提供者(inside informer)的直接描述。

因此，社會科學要想擺脫一般常見的判準和分類，並且從自身既是目的也是手段的困境中脫身，就得要挑明地將這些判準、分類和困境當作是分析的對象，而非放任它們偷偷摸摸地滲入科學論述。……任何一種面對社會世界的立場(position)，都是站在社會世界中的一個特定位置(position)來自我組織、調整的；換言之，所謂的立場，就是站在一個延續著、並保護著與此位置相聯繫的權力之觀察位置。

p.14
從這樣的觀點來看，再清楚不過的是，所謂的前言、序論、序文或序言，它們經常使用在方法論觀點上不可或缺的方法論前提作為掩飾，來偽裝自己多少稱得上熟練的意圖：將內在於作者立場(position)或經歷(trajectory)的種種必然性(necessities)──特別是其研究限制──轉譯為科學的美德。


[出路, 或次佳解]

p.15
面對種種社會決定論的情況，研究者所擁有的、同時也回頭來影響著研究者本身的自由，與研究者在理論方法及技術方法上進行客觀分析的能力成正比；或者應該說，與研究者將客觀分析運用在自己身上的能力成正比。這種能力，指的是研究者是否能夠客觀化自己所身處的空間 [2]，進而對自己的立場進行客觀分析；這裡提到的空間不但定義了研究者本身的立場、研究者對此立場所抱持的原初觀點，同時也定義了與該研究者立場相對立的其他立場。……研究者的自由，也取決於他是否能夠針對他本身的經歷和立場所賦予他的習性(disposition)與研究旨趣進行客觀化，針對他本身的科學實作進行客觀化，以及針對他用以發展概念和提問、並且用來承載自己所有倫理上或政治上目的的種種研究預設進行客觀化；其中，研究者的這些目的，是與他在科學場域中的立場所伴隨的社會利益連繫在一起的。……這樣的工作，是我們能夠保持認識論上的警醒(epistemological vigilance)的主要武器。

p.16
研究者只有拒絕與他自身的社會利益掛鉤，才能獲得科學所帶來的益處；研究者特別要拒絕那種把科學或科學效果當作手段，以圖在科學場域裡獲得社會成就的傾向，……必須徹底打消把科學當作權力工具來使的想法，特別是在科學世界當中。

[接下來Bourdieu在pp16-17用一段文字批評Raymond Boudon; 有趣的是他也提到了Citation Index]

[研究目的]
p.17
我們的研究涵括了兩個密不可分的方面：一是要建立大學場域的結構，這個空間擁有數個面向，並且是在整套權力關係的基礎上建構起來的，而這套權力關係在競爭對抗的任何特定時刻都能夠發揮作用；另外，我們還要描述場域鬥爭的邏輯，這種鬥爭邏輯的原則是從場域結構所衍生出來的，其目的則在於重新定義權力等級(也就是重新定義判準)，以藉此維護或轉化場域的結構。

p.18
事實上，如同整體的社會場域一樣，大學場域也是分類鬥爭發生的場所；藉由設法維護或轉化不同判準與不同權力（這也是由權力關係所定義的）之間權力關係的狀態，大學場域助長了分類的創造，並使人們認為分類是可以從某個固定時間點的角度來加以理解的。然而，能動者(agents)對於分類的再現，以及能動者為了維持或顛覆分類所採取的策略之強度和方向，都取決於能動者在客觀分類當中的位置。

Pp17-18
研究者得要超越存在於客觀分類的客觀主義觀點以及主觀主義觀點──或更確切地說，觀點主義(perspectivist)觀點──之間的二分法。

因此，科學工作的目的，便在於針對下列對象建立起確切的知識：一方面是要了解不同位置之間的客觀關係(objective relations)，另一方面也要了解以位置佔有者的習性系統為中介所確立的必然關係(necessary relations)，即存在於位置(positions)以及這些位置所採繼、並與其位置對應的習性(dispositions)之間的必然關係；換句話說，要了解空間中的據點(point occupied)與它們在同一空間中所採取的觀點(viewpoint)之間的必然關係，因為觀點是實在的組成部分，同時也是該空間發展過程的組成部分。

p.19
毫無疑問地，沒有多少領域像學術場域[3]這樣，為自欺欺人的遊戲(self-deceit game)，以及經驗表象和社會場域、社會空間中真實位置之間的鴻溝，提供了這麼大的空間，甚至這麼多制度上的支持。……學術場域允許並鼓勵所有形式的自我分裂，使得對於客觀真實的模糊認知與其對立面得以共存，進而讓那些最缺乏象徵資本的理解方式能夠在兵荒馬亂當中倖存下來；在鬥爭當中，每個人都倚賴其他所有人──他們同時是他的競爭者和顧客、對手和評審──來裁定他所擁有的真理和價值，也就是他在象徵層面上的生命或死亡。

許多或多或少經過制度化的表象和實作，只能從集體防衛機制的角度來理解。


經驗個體與知識個體 (Empirical Individuals and Epistemic Individuals)

(待續)




[1] 英譯為“A ‘Book for Burning’”。Bourdieu在此引用的是明代思想家李贄的代表作《焚書》。根據中文版Wikipedia「李贄」條目的說明，《焚書》的題名意指該書「不容於世，早晚必將付之一炬」；李贄在序文中自陳該書「所言頗切近世學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則必欲殺之，言當焚而棄之……欲焚者，謂其逆人之耳也。」──譯註
[2] 此處「空間」一詞指稱的應是Bourdieu理論中「社會空間」(social space)的概念──或者說「場域」(field)──，而非一般認知的實體空間。在這樣的前提下，前後文中暫且將“position”一詞譯為「立場」；雖有未盡完善之處（就個人對文字的直覺感受，或是就字詞的日常用法來看，「立場」在一般的使用中較接近某種態度，而不如「位置」那樣具有空間感），但在中文的理解上還蠻有趣的。──譯註
[3] 「學術場域」為譯者加譯。──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