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份子與政治；《學術人》概述

266
知識分子社會學中的一個核心問題是識別出是什麼使得知識份子中的一些人在政治上傾向左派，而另外一些人則相反。

267
布爾迪厄(1985e)把許多知識份子支持被統治階級的意向，解釋為他們在權力場域中的被統治地位。布爾迪厄關於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之間關係的理論意味著：在文化資本上投資越多、兩種資本之間越不相稱，那麼這樣的知識份子個體就越可能反對現存秩序。

268
[布爾迪厄] 把知識份子與工人階級的聯盟看成是脆弱的，因為這種聯盟建立在結構上相似的階級統治地位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對階級壓迫的共同經驗，即habitus的相同基礎上。因此，知識分子關於與被剝奪公民權的群體之間的團結友愛的表白，反映了一種「結構性的不誠實」(Bourdieu, 1984c)。

270
知識分子錯誤的政治意識在於不加批判地把自己的場域利益等同於他們所代表的集體利益。
[學科內的學派之爭是否體現了Bourdieu的批評？]

270
布爾迪厄之所以認為階級地位的同質性產生知識份子與工人階級的聯盟的觀點是脆弱的，還因為：與資產階級的唯物主義對抗的知識份子的貴族審美主義習性，同樣也蔑視「大眾的」唯物主義(“popular” materialism)。

布爾迪厄進一步指出，文化生產者對抗現存秩序的傾向還源於他們想用文化市場替代經濟市場的控制，而不是出自尋求文化機會的真正平等的政治欲望。

271
在法國發生了這樣的現象：發揮著自我雇傭的手工藝匠或企業家作用的知識份子在數量上明顯減少，他們不斷地被大型官僚機構作為領薪水的受雇者加以吸納。……這種新型[受薪]生產者的知識規劃與風格不斷地受到市場與官僚機構的取捨標準所制約……而不是作為大學的相對自主性所提供的「與權威保持批判性距離」這一準則的衛護者而行動。……正是在權力場域中的這種搖擺不定的定位「強化了意識與政治實踐的模稜兩可，以及在『參與』與『退出』之間的猶豫不決」。


教授、政治與1968年5月 [《學術人》簡述 ]

272
《學術人》一書表明，權力場域內部的結構分化如何內在地使得法國學院知識份子產生分化，文化資本/經濟資本的對立如何折射到法國學術界內部。而且，布爾迪厄認為，這些知識分子的利益不只是以階級為基礎的，實際上最直接的、最具有決定意義的利益可能根本就不是階級利益，而是學術場域自身的利益。

273
「不是像通常所想的那樣，政治立場決定人們對於學術事務的態度，而是他們在學術場域中的位置決定他們在一般政治問題以及學術問題上採取的立場。」(Bourdieu, 1988b: xvii-xviii)

布爾迪厄表明，法國的高等教育機構、學院、學科以及教授都是沿著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的對立軸──這種對立正是權力場域的特徵──而進行分化的。……這種分析揭示了學院與統治階級之間的兩種不同的關係：服務於政治經濟權利的知識以及以知識自身為目的的知識。

在藝術與社會科學學院也存在相似的對立與分化。首先，存在一種學術權力(academic power)，這種權力指的是對於大學中的教學訓練、篩選以及提昇等機構化機制的控制程度。此外，還存在科學權力(scientific power)與知識名望(intellectual renown)：前者是在科學團體內部控制研究資源與威望的程度，後者指更大的受教育公眾對其出版物的承認程度。這樣，教授就依據其主要投資的文化市場而加以分化。

274
在每個學院的內部進行的鬥爭還使那些更加傾向於學術權力的積累的教授與那些更加傾向於知識或科學資本的積累的教授相互對立。……學術界的權力鬥爭使那些通過控制有價值的機構資源而擁有地位權力(position power)的人，與那些把權力訴求建立在新的有價值的知識形式上的人相互對抗。

276
那些具有相對多的科學資本或知識聲譽的人也常常來自較高的社會階層，特別是資產階級。所繼承的特權保證使他們擁有自信，能自由地去選擇在科學研究領域或在機構化程度最低的文化部門進行更具風險的文化投資。

相反，那些在學術界佔據優勢地位但符號資本（不管是在科學或在知識場域）不多的教授，則常常來自中低層階級。特別是，他們常常來自小學教師家庭，……他們的向上流動以及他們的意識形態效忠應該歸功於教育系統。這些人是世俗的「修道僧」。

277
[佔據學術地位的教授]他們之入選學術精英以及被排除於大學以外的特權世界之外，是應得的，但也是神奇般的幸運，這創造了「傲慢與不適之間的奇特混合」。

巴黎大學的教授們在1968年的學生運動中採取的政治立場差不多正好對應於他們在對法國大學系統做出區分的知識權力、象徵權力、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軸中的位置(125-127)。

在那些均為政治上的積極份子的教授中間，自然科學方面的教授比藝術與社會科學的教授更傾向於左派。這個研究似乎暗示：那些離權力場域中經濟一級最遠的教授，那些進行科學研究、投資於新的知識形式的教授，比傳播維持現存社會秩序的文化遺產的人，更傾向於質疑現存的秩序。……這個政治定向對應於布爾迪厄對現代社會中科學知識分子的看法。

知識分子作為文化生產場域中的生產者

258
布爾迪厄的基本假設是，隨著文化場域獲得自主性，行動者所採取的知識立場越來越變成由行動者在這些場域內部所佔據的位置的一個功能。

如果知識場域是由等級層次明確的位置所結構的，那麼它也是由「追求差別的動力法則」支配的。

這樣，知識分子是以把自己在文化場域中的影響最大化為目的的策略家。知識份子與社會階級的關係因而是受到知識場域的策略調節的。


分化的世界：知識分子的內部分化

259
布爾迪厄闡明了以下兩類不同的文化生產場域之間知識分子分化的最基本的根源：(1)有限的文化生產場域及其為了自己的再生產而對教育系統的依賴。(2)「大眾閱聽人」(mass-audience)的生產場域。

在為知識的合法性進行的鬥爭中，有限生產場域代表支配性的位置，而大眾閱聽人的生產場域則代表被支配的位置。

261
但是，知識分子與教育系統之間也存在緊張關係。……知識場域內部的緊張根源之一是聖化功能與知識生產之間的時滯。……這種緊張解釋了邊緣化的知識份子──如記者與媒體從業人員等──對於教育系統的既愛又恨的矛盾態度。這些邊緣化的知識份子雖然急於宣佈學院知識過於「學究氣」，但他們還是樂於看到自己的觀點能夠被知識圈承認為合法的。

262
另外一條內部分化的線路建立在與權力場域的相對趨近性上。這種對立發生在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專家、技術人員與獨立的知識份子──[後者]常常存在於人文科學領域，他們利用相對於政治場域的獨立性對權力持批判態度──之間。

最後，布爾迪厄主張，知識分子之間的衝突在知識場域中持相近立場的知識分子之間更加緊張。支配場域活動的「尋求差別的法則」可解釋這一點。


知識分子的doxa

263
對立是通過一種潛在的、對值得爭論與鬥爭的東西的共識構成的。……布爾迪厄把這種正統與異端的共同基礎稱為doxa。……教育系統在為統治階級中的不同部分、特別是知識份子確立doxa上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


知識場域與階級關係的再生產

264
玩知識的遊戲意味著一個人必須超越基本的經濟必需品的要求。這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需要有一種能夠擺脫日常生活的顧慮以便與觀念打交道的知識份子習性；二是需要有必不可少的、作為參與知識場域競爭的能力的形式的文化資本。……這樣，它就作為一種社會封閉(social closure)機制而起作用，排除了那些缺乏競爭所必須的時間、精力、資源 [以及habitus]的人們。知識場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服務於社會階級結構的再生產的。

即使只是通過追逐自己作為專家在文化生產中的特殊利益，知識分子同樣也把階級的文化加以合法化。

「內部鬥爭從來不是外部鬥爭的直接反映，但是內部鬥爭的結果卻依賴於他們與外部鬥爭（階級之間的鬥爭或統治階級內部不同部份之間的鬥爭）之間可能存在的對應性，依賴於這個或那個群體從這種鬥爭中得到的強化。」(Bourdieu, 1983a: 337)

對布爾迪厄而言，知識場域的概念把知識分子的符號性工作與那些他既為之服務、也加以反映的結構條件聯繫起來。通過這種方式，布爾迪厄把自己的概念看作對唯心主義的與唯物主義的知識份子理論的雙重超越，它們要麼強調觀念的力量，要麼強調政治經濟利益在排除他人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

《文化與權力：布爾迪厄的社會學》摘要

本分類的文章摘錄自:

Swartz, David
2006 《文化與權力：布爾迪厄的社會學》。陶東風譯。上海：上海譯文。

該書譯自:

Swartz, David
1997 Culture & power : the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ourdieu與Bachel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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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爾迪厄著作中] 更加重要的結構性影響還是來自戰後法國的科學史語科學哲學。……「我努力把以巴什拉(Bachelard)、康吉揚(Canguilhem)以及柯瓦雷(Koyré)為代表的整個認識論傳統引入社會科學的領域。」(Bourdieu, Chamboredon, Passeron, 1991: 248)

37
巴什拉對於辯證理性的理解不應該與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辯證法混淆(Tiles, 1987: 146)。對於巴什拉而言，科學中的辯證理性模式並不是用一種理論取代另外一種與之矛盾的理論；相反，思維運動從一個有限的概念構架──它與經驗的某些重要方面緊密聯繫在一起──向一個更大個構架發展，後者包含了原先被排除的方面。……在這種重新排列中，新的知識領域被開啟出來，迫使對於原先不加反思地接受的東西進行重新評價。思想上的這種轉向建構了巴什拉所謂的與原先理論的「認識論的斷裂」。[1]

巴什拉聲稱，原先的理論可能事實上對科學的進步起「認識論障礙」的作用。當它們在規範科學研究的時候獲得一種必然的、自明的地位時，它們就成了障礙。

38
[巴什拉]把認識論的獨特作用看作一種為提高對塑造並限制現存的科學工作的認知條件與社會條件的意識所必需的反思性監控工具。……能夠增加認識論決裂（產生）的機會。

這個動態的過程總是通過糾正過去的錯誤而不斷地得到修正並把看待過去的新視角引入研究方法……。科學家總是面對認識論的障礙，這種認識論的障礙必須加以克服以便獲得新的科學知識。

最後，在巴什拉看來，科學知識必須通過與人的心智傾向──即通過表面價值處理事件與經驗，或者易於被特別生動的印象所迷惑的自發傾向──鬥爭，通過與日常實踐經驗的對立而得到建構。科學是一種被建構的知識，它只有通過一種與日常推理的認識論的斷裂或決裂才能得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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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爾迪厄從巴什拉的辯證理性中為社會學研究推斷出三個認識論的監測點(Bourdieu, Chamboredon, Passeron, 1991, II)。他從「巴什拉的前提──科學事實是贏得的、建構的、被證實的」──出發進行建構。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這樣的觀念：科學知識必須突破業以被接受的關於社會世界的觀點，不管它是日常生活中非專業的建構、還是被不加反思地接受的理論視角。科學知識是一種建構出來的知識，是針對以前的理論而建構的知識；其次，科學方法牽涉到形式化模式的建構；第三，這些模式必須接受經驗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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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 每一種行為同時呈現於研究過程的所有階段。

就像巴什拉的認識論拒絕唯心主義與經驗主義一樣，布爾迪厄也拒絕在社會學理論與社會學的經驗研究之間進行區分。他的方法強調在社會學的每個階段都把這兩者綜合起來。

最後，我們可以觀察到，布爾迪厄採用了巴什拉的「應用的理性主義」以論證一種定位於兩個認識論極端──唯心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的社會科學(Bourdieu, Chamboredon, Passeron, 1991: 221)。

[1] 「認識論的斷裂」這個詞通常更多地與阿爾都塞(Althusser)聯繫在一起。實際上，是阿爾都塞對巴什拉思想的推演、而不是巴什拉本人使得這個術語在法國思想界流行起來。──作者註。

與Bourdieu相關的課程大綱(syllabus)

Loïc Wacquant @ U. C. Berkley

Pierre Bourdieu and Classical Social Theory (Spring 2006) http://sociology.berkeley.edu/faculty/wacquant/syllabus/soc101c_spring2006.pdf

Practice and Symbolic Power in Pierre Bourdieu (Spring 2005)
http://sociology.berkeley.edu/faculty/wacquant/syllabus/soc202B_spring2005.pdf


蘇峰山 @ 南華大學

布爾迪厄研究專題
http://www.nhu.edu.tw/~edusoc/course/92_2/Bourdien.htm


Sébastien Chauvin (de l'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troduction to Pierre Bourdieu
http://sebchauv.free.fr/ANTH21411-Introduction_to_Pierre_Bourdieu_2004.pdf

與Bourdieu相關的一些(中譯/中文)文章

卡爾豪恩、華康得
2003 〈一切都是社會的：緬懷皮埃爾·布迪厄〉，李懷亮譯，《文化研究》第四輯，中央編譯出版社。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221037/

華康得
2003 〈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張怡譯，《文化研究》第四輯，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3 〈運轉的社會學工作室：社會科學的研究行動〉，孟登迎譯，《文化研究》第四輯，中央編譯出版社。

華然
2005 〈轉型時代社會學的責任與使命——布迪厄《世界的苦難》及其啟示〉，《社會》2005年第4期。
http://blog.sociology.org.cn/memory/archive/2006/11/01/3601.html

「習氣」（Habitus）與「場域」（Field）概念的生成 (節譯三段)

Pierre Bourdieu [1]



多年來，我將同樣一套思考模式──也就是所謂場域(field)的概念──運用到不同的領域當中，獲得了一些發現；在此，我將這些發現以一種更加綜合、更加系統化的方式呈現出來，希望藉此將我持續進行中、卻又日益分化的這些研究收攏起來，並透過回顧性的檢視來加強這些研究的一貫性。

理論性的理論(theoretical theory)是預知性或計畫性的論述，這種理論僅僅以論述為目的，它們在和其他理論的對抗中孕育而成，並且也因為這種對抗才得以生存下去；不同於理論性的理論，科學理論(scientific theory)表現為一種認知與行動的程序，它們只能透過經驗研究加以揭露，同時也在經驗研究當中化為現實(actualized)。科學理論是暫時性的建構(temporary construct)，它們在經驗研究中成形，同時也為經驗研究服務；科學理論在理論性論辯當中的收穫，還不如直接面對新的研究對象來得有幫助。所以，真的要從事科學工作的話，就要做出抉擇，選擇一種禁慾主義式的研究生活，將時間心力投注在把理論發現運用於新的研究計劃當中，而不是想方設法用後設論述(meta-discourse)的表面功夫來裝飾、賣弄自己的研究發現──這類後設論述的目的不在於驗證人們的想法見解，而在於宣傳自身的重要性和價值，或者像那些有自戀狂的研究者一樣：在這個噴射機時代、同時也是充滿研討會的年代裡，他們在無數的活動場合推銷後設論述，好讓人們能立即認識自己這些論述的好處。再者，選擇從事科學工作，還意味著研究者冒著被當作派系份子或是地方孤立主義者的風險，特別是同一種操作手法(modus operandi)[2] 的集體實作──這在高等科學領域裡是非常普遍的現象──似乎加強了一種極權主義式一元論的印象。

將理論當作是實際上指導、組織著科學實作的操作手法，很明顯地意味著研究者得放棄科學實作那由「理論家們」所建立起來的、帶有拜物教性質的accommodativeness。這就是為什麼我從來不認為一定要對概念進行系譜學研究的原因，因為概念演變並不是理論上一脈相承的產物，重新檢視概念與前人用法的關係並沒有太大助益；概念最首要的功能，是要在研究程序當中簡捷有力地表明理論立場、方法論的採用原則，並且同時標出採用此種方法論立場的好處和限制。因此，舉例來說，習氣(habitus)概念的使用最初、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為了要反對一整套二元對立的選擇，因為社會科學（更確切地說，所有的人類學理論）把自己困在這些二元對立當中，這包括了意識（或主體）與無意識、終極論與機械論……等等。我藉著將Panofsky[1]兩篇文章譯為法文出版的機會，引進了習氣這個概念；在那之前，還沒有人把這兩篇文章放在一起來看。其中一篇關於哥德式建築的文章裡，習氣這個字被當作一個「原生」(« indigenous »)的概念，用來解釋經院哲學思惟在建築領域裡的影響；另一篇關於聖德尼修道院院長蘇傑(Abbot Suger)的文章同樣也運用了習氣的概念。當時，習氣的概念讓我得以擺脫結構主義的典範，同時也不至於回頭落入舊有的主體哲學或意識哲學，或者古典經濟學的經濟人(homo economicus)概念──這個概念近來正以新的名稱捲土重來，即所謂的方法論個人主義。習氣一詞是經院哲學從亞里斯多德的素性(hexis)概念轉化而來的，而我採用習氣這個概念來抗拒結構主義及其對行動的奇怪看法，這種看法隱含於Levi-Strauss的無意識概念之中，而Althusser學派則表達得更加清楚：在結構主義那裡，行動者(agent)被化約成結構承載者（或者Trager）的角色。我對抗結構主義的方式，就是把Panofsky從新康德學派「象徵形式」(« symbolic forms »)哲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儘管這麼做意味著要將Panofsky對習氣概念的獨特用法做一些不自然的挪用）。





[1] 譯自Pierre Bourdieu (1985) “The Genesis of the Concepts of Habitus and of Field”, Sociocriticism, 2, 11-24 (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Channa Newman)──譯註
[2] 根據維基百科英文版“modus operandi”條目的說明，「The term is also commonly used in English in a non-criminal sense to describe someone's habits or manner of working, the method of operating or functioning」。──譯註
[3] Erwin Panofsky，德國猶太裔藝術史學家。──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