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18日 星期二

《學術人》第一章 摘要 (摘譯前兩節)

Bourdieu, Pierre
1988 (1984) Homo Academicus. Trans. by Peter Collier. Cambridge : Polity Press ;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第一章 「焚書」?[1]


(Openning)

p.1

史家並不願意書寫關於史家的歷史。他們樂於浸淫在浩瀚的史料細節當中。但他們本身並不願意成為浩瀚史料的一部份。他們並不願意成為歷史秩序的一部份。這就好像醫生不想要生病、死亡一樣。

夏爾.貝璣 《金錢續篇》


當我們決定要研究我們涉入其中(involved)的社會世界時,我們就不得不以一種戲劇化(dramatized)的形式來面對一些根本的方法論難題;這些問題全都和實作知識與學院知識的差異有關,特別是和以下的特殊困難相關:我們首先得要與內部經驗決裂(breaking),接著還得重新建構透過這種決裂所獲得的知識。

Pp1-2
一般說來,修辭策略的目的是為了要「釐清事情」;然而,它們用的方法卻是說服讀者運用自己的經驗來幫助理解,也就是說,要讀者在閱讀當中夾雜混入自己主觀的資訊,而這就無可避免地會將科學建構化約成常識領域的理解,也可以說修辭策略煞費苦心地曲解了科學建構。

同樣地,我們只需要使用適當的名稱…就能夠加強讀者錯將建構個體(constructed individuals)化約為具體個體的傾向,但其實前者只存在於理論建構的空間當中…

3
因此,社會學知識總是容易被自我中心式的閱讀拉回到膚淺的認知上;這種閱讀只注重趣聞軼事和個人瑣事,而且如果我們不用合乎格式的語言加以制止的話,這種閱讀會使用那些在學術語言和尋常語言(scholarly and ordinary language)裡都找得到的尋常意義字眼來化約社會學知識。

建構個體(無論是個人或者機構)只存在於科學研究所精心組建的關係網絡當中,經驗個體(empirical individuals)則只需依賴尋常直覺就能夠直接加以理解。

Pp3-4
此外,那些時常穿梭於學術知識與尋常知識中間地帶的人──評論家、記者、學究式的記者,或記者式的學究──他們會混淆、拒斥或消弭科學分析與半調子客觀分析間的界線,並且將實際上涉及整個場域結構的效果歸因於單一個人或是遊說團體,藉此來獲取巨大的利益。……例如高等研究學院和新觀察家雜誌(Nouvel Observateur)的成員。

[談本章題名]
p.5
大家都知道,沒有一個團體喜歡「廖伯仔」(告密者)(‘informer’),尤其這些罪人或叛徒竟然還宣稱自己分享了團體的最高價值。當人們針對異己或是敵對團體進行客觀分析時,其他人可以毫不猶豫地稱讚這些作品的「勇氣」和「洞見」;然而,如果有人試圖要分析自己所屬的團體時,人們就會轉而質疑其作品是否真的能提供獨到的見解。

有鑑於此,我們將這一章題名為「焚書」,這是中國異端思想家李贄眾多自我毀滅的著作其中一篇的書名,該書揭露了中國人的遊戲規則。我們這麼做的原因,……旨在說明洩露小團體秘密這件事情本身所蘊含的衝突矛盾。

當社會學家的研究運用在那些試圖對他人進行客觀分析、卻又不願意成為客觀分析對象的人們身上時,這樣的研究就為我們提供了通往自由的可能性。


建構工作及其效果

p.6
正是我們的研究操作,要求我們將尋常經驗所隱涵的判準(criteria),明確並形式化地(formalize)表達出來,因此使我們有可能 [possible; which also means not necessarily]對這些判準的前提進行邏輯上的審核。

p.7
客觀化的科學工作,其最重要的長處,就在於能夠讓我們對客觀化本身進行客觀分析。

[談學術編碼]
p.8
學者所建構出來的編碼,通常只是從尋常認知的實作和隱含圖式中,複製了社會大眾能夠識別的編碼方式;例如學校的文憑,或是國家統計經濟研究所(INSEE)統計調查中的社會職業類別。

p.9
對象建構的工作決定了一組有限的相關特質,研究者假設這些特質是有效的變量,其變化程度與被觀察現象的變化程度相關;從而,對象建構的工作也定義了建構個體的母體(population),其特徵在於擁有程度不等的上述相關特質。

p.10
學術編碼的效果,特別在於將不同特質所賦有的狀態加以同質化,而這樣的情況在實際生活中並沒有受到均等的客觀分析。

p.11
如同其他場域一樣,學術場域也是進行鬥爭的場所,人們藉由鬥爭來決定合法成員資格以及合法等級(hierarchy)的條件和判準,換句話說,決定哪些性質對於產生由場域保證的特定收益而言是恰當的、有效的,並且是可能以資本的形式來運作的。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有很多彼此競爭的分級原則,這些原則所判定的價值彼此之間無法對應,甚至互不相容,而原因在於這些原則關係著諸多互相衝突的利益。

p.12
和其他領域一樣,社會學經常會給我們一些半學術的分類法,號稱是「類型學」,把人們原本使用的稱呼(通常比較接近污名或辱罵,而非概念)與學術概念混雜一氣,而後者多少是在有根據的分析基礎上建構而成的。……這些類型學以混亂的方式結合了不同的對立原則,將種種異質的判準如年齡、與政治權力的關係或與科學的關係等等,全部混在一起。

[接下來作者舉的例子如A.W. Gouldner, B. Clark以及W. Gustad等人對知識份子的分類,批得毫不留情。]

很不幸地,這些類型學十分常見,並且完美地再現了社會學經常發生的狀況。如果說這些類型學使我們興味盎然,那是因為它們藉由將事物以披著學術外皮的語言重新轉譯,來引導人們(以及類型學的作者本身)相信這些類型學能夠使我們對於知識和實在有更進階的理解;然而歸根究底,我們能從這些類型學上瞭解到的,還不如一位稱職的內部資訊提供者(inside informer)的直接描述。

因此,社會科學要想擺脫一般常見的判準和分類,並且從自身既是目的也是手段的困境中脫身,就得要挑明地將這些判準、分類和困境當作是分析的對象,而非放任它們偷偷摸摸地滲入科學論述。……任何一種面對社會世界的立場(position),都是站在社會世界中的一個特定位置(position)來自我組織、調整的;換言之,所謂的立場,就是站在一個延續著、並保護著與此位置相聯繫的權力之觀察位置。

p.14
從這樣的觀點來看,再清楚不過的是,所謂的前言、序論、序文或序言,它們經常使用在方法論觀點上不可或缺的方法論前提作為掩飾,來偽裝自己多少稱得上熟練的意圖:將內在於作者立場(position)或經歷(trajectory)的種種必然性(necessities)──特別是其研究限制──轉譯為科學的美德。


[出路, 或次佳解]

p.15
面對種種社會決定論的情況,研究者所擁有的、同時也回頭來影響著研究者本身的自由,與研究者在理論方法及技術方法上進行客觀分析的能力成正比;或者應該說,與研究者將客觀分析運用在自己身上的能力成正比。這種能力,指的是研究者是否能夠客觀化自己所身處的空間
[2],進而對自己的立場進行客觀分析;這裡提到的空間不但定義了研究者本身的立場、研究者對此立場所抱持的原初觀點,同時也定義了與該研究者立場相對立的其他立場。……研究者的自由,也取決於他是否能夠針對他本身的經歷和立場所賦予他的習性(disposition)與研究旨趣進行客觀化,針對他本身的科學實作進行客觀化,以及針對他用以發展概念和提問、並且用來承載自己所有倫理上或政治上目的的種種研究預設進行客觀化;其中,研究者的這些目的,是與他在科學場域中的立場所伴隨的社會利益連繫在一起的。……這樣的工作,是我們能夠保持認識論上的警醒(epistemological vigilance)的主要武器。

p.16
研究者只有拒絕與他自身的社會利益掛鉤,才能獲得科學所帶來的益處;研究者特別要拒絕那種把科學或科學效果當作手段,以圖在科學場域裡獲得社會成就的傾向,……必須徹底打消把科學當作權力工具來使的想法,特別是在科學世界當中。

[接下來Bourdieu在pp16-17用一段文字批評Raymond Boudon; 有趣的是他也提到了Citation Index]

[研究目的]
p.17
我們的研究涵括了兩個密不可分的方面:一是要建立大學場域的結構,這個空間擁有數個面向,並且是在整套權力關係的基礎上建構起來的,而這套權力關係在競爭對抗的任何特定時刻都能夠發揮作用;另外,我們還要描述場域鬥爭的邏輯,這種鬥爭邏輯的原則是從場域結構所衍生出來的,其目的則在於重新定義權力等級(也就是重新定義判準),以藉此維護或轉化場域的結構。

p.18
事實上,如同整體的社會場域一樣,大學場域也是分類鬥爭發生的場所;藉由設法維護或轉化不同判準與不同權力(這也是由權力關係所定義的)之間權力關係的狀態,大學場域助長了分類的創造,並使人們認為分類是可以從某個固定時間點的角度來加以理解的。然而,能動者(agents)對於分類的再現,以及能動者為了維持或顛覆分類所採取的策略之強度和方向,都取決於能動者在客觀分類當中的位置。

Pp17-18
研究者得要超越存在於客觀分類的客觀主義觀點以及主觀主義觀點──或更確切地說,觀點主義(perspectivist)觀點──之間的二分法。

因此,科學工作的目的,便在於針對下列對象建立起確切的知識:一方面是要了解不同位置之間的客觀關係(objective relations),另一方面也要了解以位置佔有者的習性系統為中介所確立的必然關係(necessary relations),即存在於位置(positions)以及這些位置所採繼、並與其位置對應的習性(dispositions)之間的必然關係;換句話說,要了解空間中的據點(point occupied)與它們在同一空間中所採取的觀點(viewpoint)之間的必然關係,因為觀點是實在的組成部分,同時也是該空間發展過程的組成部分。

p.19
毫無疑問地,沒有多少領域像學術場域[3]這樣,為自欺欺人的遊戲(self-deceit game),以及經驗表象和社會場域、社會空間中真實位置之間的鴻溝,提供了這麼大的空間,甚至這麼多制度上的支持。……學術場域允許並鼓勵所有形式的自我分裂,使得對於客觀真實的模糊認知與其對立面得以共存,進而讓那些最缺乏象徵資本的理解方式能夠在兵荒馬亂當中倖存下來;在鬥爭當中,每個人都倚賴其他所有人──他們同時是他的競爭者和顧客、對手和評審──來裁定他所擁有的真理和價值,也就是他在象徵層面上的生命或死亡。

許多或多或少經過制度化的表象和實作,只能從集體防衛機制的角度來理解。


經驗個體與知識個體 (Empirical Individuals and Epistemic Individuals)

(待續)




[1] 英譯為“A ‘Book for Burning’”。Bourdieu在此引用的是明代思想家李贄的代表作《焚書》。根據中文版Wikipedia「李贄」條目的說明,《焚書》的題名意指該書「不容於世,早晚必將付之一炬」;李贄在序文中自陳該書「所言頗切近世學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則必欲殺之,言當焚而棄之……欲焚者,謂其逆人之耳也。」──譯註
[2] 此處「空間」一詞指稱的應是Bourdieu理論中「社會空間」(social space)的概念──或者說「場域」(field)──,而非一般認知的實體空間。在這樣的前提下,前後文中暫且將“position”一詞譯為「立場」;雖有未盡完善之處(就個人對文字的直覺感受,或是就字詞的日常用法來看,「立場」在一般的使用中較接近某種態度,而不如「位置」那樣具有空間感),但在中文的理解上還蠻有趣的。──譯註
[3] 「學術場域」為譯者加譯。──譯註

2008年3月14日 星期五

期刊or相關資料

社會理論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經濟思想史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其他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Society
European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2008年3月7日 星期五

《社會理論的興起》〈導論〉(節譯四段)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 [1]


「就社會科學而言,知識的進展,取決於人們對知識本身的條件是否有更進一步的理解。」── Pierre Bourdieu


習慣上,人們將社會科學的出現看作是晚近的現象。一般認為社會科學是在十九世紀逐漸浮現的,並且一直要到二十世紀才算真正發展成形。這樣的假設,不論是對社會科學家或是一般人而言,甚至對相關領域的歷史學者而言,都是廣為接受的。[2] 這裡尚待釐清的,是社會科學形成的過程。人們普遍都承認,想要瞭解社會科學的源起,得要追溯到十九世紀之前的時期。然而,很少人真正做過這項工作;即便有,也是以散亂、沒有系統的方式進行的。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與書寫歷史(written history)的作用有關。

關於社會科學的歷史記述,與對於過往資訊的廣泛需求有著緊密的關聯。教育新進學生們認識所屬學科(discipline)的歷史,是專業養成的標準構成要素;對於所有的學科而言,對學科歷史有一定的基本理解,乃是研究者必備的知識素養。而要想重新建構過去,最常見的方式之一,就是在嚴格意義上的「歷史」,以及「前歷史」或「早期歷史」之間劃定分界。從這個角度來看,特定學科的歷史不但與過去相關,同時也直接關係到該學科當前的知識實作(practice)方式。過往的歷史例證,可以拿來當作支持或駁斥的手段,可以當作評價的標準,同時也可以用來滿足任何象徵性和代表性的功能。在這樣的意義上,歷史行動就像是一座寶庫,學科裡的所有人都能夠自由運用。包羅萬象的內容,可以成為專有名詞和概念、例證和反例證、以及象徵和崇拜的對象等等。因此,「歷史」可以說是學科特性中可辨識的組成部分。

然而,「前歷史」和「早期歷史」包括了範圍廣大、錯綜複雜的枝枝節節,這些枝節內容已不再能夠影響該學科的特性。歷史與前歷史或早期歷史的分界,其確切位置可能會變化,並且也會引發爭議;然而無論爭議的結果如何,人們不會認為早期歷史還存在著什麼重要的意義。早期歷史是人們可以名正言順地遺忘的歷史。漠視早期歷史並不是件可恥的事,而且不管人們對早期歷史有什麼理解,一般而言這都只是次要的議題。

就社會學而言,人們將歷史和早期歷史的分野劃定於十九世紀中期。偉大的人物以及十九世紀後半葉,是「古典」社會學的組成部分。一直到今天,人們仍然廣泛地研讀、評論、並且出版諸如馬克思、韋伯、涂爾幹,以及其他幾位社會學家的作品。他們擁有自己的追隨者和批評者,而且在社會學這一行的某些角落,總會有一些堅持捍衛他們作品,並提供各種不同詮釋的專家。但是,對於更早期的作者而言,情況就不是如此了;人們不再把這些早期作者視為適當的榜樣。他們也許偶爾會被稱作開拓者或先行者,甚至被稱為奠基者,但人們很少談論他們的作品,這些作品也很少被納入課程教學當中。人們只把閱讀這些作品當作茶餘飯後的休閒活動,或者只是為了滿足對歷史或文字的好奇心。這類忽視早期作品的情形相當普遍,也使得社會學界對於十九世紀中期以前社會理論的發展,並沒有一套標準的典型說法。關於十九世紀中期之後社會理論的發展,人們有著相當細緻的詮釋;而且大部分社會科學家對於「古典」之後的發展,都能夠婉娩道來,不成問題。然而,對於1850年之前的發展,只有極少數人有能力勾勒出大概的情況。即便在專業分殊化的文獻當中,對於社會科學的起源得要回溯至此時期一事,我們看到的也只不過是相當模糊的認知。[3] 社會科學是如何產生的?是出於何種原因產生的?這些仍然有待釐清。


學科時期和前學科時期

(待補)

社會科學的前學科歷史

(待補)

現代經濟理論的興起象徵著下一個階段。法國作家暨學者Antoine de Montchrestien的著作《政治經濟學論文》(Traité de l’œconomie politique [4]) 是最早使用「政治經濟學」一詞的作品之一。[5] [6] 管理財富不再是自主家庭的專利,而是被定義為公眾的事務;同時,關於財富管理的知識,成為了一種新興知識類型的研究對象,那就是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在法國,到十八世紀中期為止,這一類型的知識直接與國家功能和國家制度相連繫。和英國相比,此前在法國較少有以經濟問題為對象的出版品和辯論。這樣的情形到了1750年前後才有了轉變。以經濟為主題的作品在數量上出現了明顯的增長,同時也創辦了新的期刊,例如Journal économique (1751-72)。[7] 與此同時,「重商主義」思想開始受到排擠,取而代之的是這樣的觀念:經濟過程應當被定義為獨立於國家之外的「規律」(‘order’)。政治經濟學變得不那麼「政治」了,而更傾向「經濟」的一面。Cantillon和Quesnay的經濟模型是此一現象最早的例證之一。根據Quesnay和重農主義者的信條,擁有關於經濟過程「法則」(laws)的知識,是國家進行干預的前提要件。「經濟」是個「自然」的、有自我調節能力的系統,因此我們最好不要干涉其運作──這就是所謂的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國家的基本任務,不在於發佈法令來管制經濟,而是在於尊重這「自然規律」的法則。


[1] 作者Johan Heilbron;英譯者Sheila Gogol (原文為荷(德?)文) / 荷(德?)文版出版社Prometheus Amsterdam;英文版出版社Polity Press / 荷(德?)文版出版年份1990;英文版出版年份1995 ──譯註
[2] 原註1
[3] 原註2
[4] 英文本似誤植為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譯註
[5] 原註6
[6] 在形諸文字的作品當中,最早使用經濟學(œconomicus, Οἰκονομικός)一詞的,一般則認為是古希臘軍事家暨文史學家色諾芬(Xenophon, Ξενοφών,著有《經濟論》(Œconomicus)、《雅典的收入》等書);東方經濟論述的先驅則有同時期的印度哲學家Chanakya、以及中國先秦時期的思想家等等。──譯註
[7] 原註7